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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浩然笑而不语，不以其言为忤逆，只是去每朝敬拜改为岁首敬拜而已。几番下来，刘基知道刘浩然是一个知大义却擅权谋的人，应该是一位可以在这『乱』世中取得胜利的“明君“，不过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丝恐惧，那就是不知道自己将来是否也会成为棋子。
杨宪心里却全是恐惧。做为都知司都司，他知道整个计划都是刘浩然策划的，自己只是执行人之一，还有军情司、侍从司调查科都在其中协力。他畏惧的不是刘浩然深谋远虑，而是他不知道刘浩然还掌握多少不为他所知道的暗中力量。
“第一次国考已经定在九月初一了吧。”过了一会，刘浩然突然开口道。
“是的丞相，礼部那边五月份就已经确定下来，早已行文各地并刊登在各邸报上。而各府的初考已经在七月初就已经完成。”刘基拱手道。
江南开科举了，虽然改了个名字叫国考，但是意义一样，这在大江南北引起了轰动。这不仅意味着江南政权已经完备，而且对于江南万千读书人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这次国考分成两次考试，县学的学子和各地文人先到各府参加初试，题目由各府的提学出，每府取一百二十到一百六十人不等，这些人都被称秀才，而这些秀才和江宁大学、东南大学四年学业完毕的学子一同到江宁参加会试，总计有四千七百余人，再从其中录取三百六十人。由于这次科举只是以江南行省的名义举行，所以这三百六十人只能被称为举人。但是江南士子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知道，这是刘浩然政权第一次科举，肯定会留名青史，而且在本质上与进士无异。所以四千多士子早早地云集江宁，跃跃欲试，只求在国考中取个好功名。
“那我还可以主持国考再上前线，对了，方国珍那边的秀才都顺利抵达了吗？”
由于方国珍现在也归在江南行省之内，他还挂着江南行省参知政事的牌子呢，于是刘浩然也知会他，让他在辖地选拔士子参加江宁国考。方国珍一来不敢逆刘浩然的意，二来不敢阻挡辖下众多士子的热情，便按庆元路、温州路、台州路选取了三百余名秀才，送到江宁应试。
“回丞相，礼部已经安排妥当了。”刘基答道。
“这次学子众多，礼部和应天府要多尽力了，如果人手不够，就由你陆军部调拨守备军。”
“遵命，丞相。”刘基拱手应道，“只是枫林先生和潜溪前些日子还在跟我唠叨，希望丞相尽快出题。”
按照刘浩然的命令，朱升担任此次国考的主考官，宋濂担任此次副主考官，李习、陶安、叶兑等人为同考官，侍从司都司刘存忠为提调。按照刘浩然定下的规矩，这次国考总要考三场，杂试、正试和加试，每场一天时间，从九月二十考到二十二日。杂试题目由主考官、副主考官率同考官们在九月十五日前拟定，总共四套，密封用印交由刘存忠存入礼部大堂，由大内亲军日夜看守。十八日由刘浩然随意选定其中一套，再由主考官、副主考官、同考官与刘存忠一同验明封条印鉴完整，然后由副主考官与刘存忠一同带着军士护送至江宁印书局。大内亲军把印书车间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出。工匠带着干粮吃住在里面，日夜开工，印刷五千套试卷，印刷完毕后立即由副主考官与提调刘存忠一同封存加印鉴。考试那日再由两人护送至考场，由主考官会同副主考官、同考官验明封存印章，然后开封发卷考试。
而正试和加试的题目却是由刘浩然出，封存在一个信封里，在每天开考前由刘存忠从刘府领出，护送至考院，由主考官等考官一同验明封存印鉴，再开封颂示考场，考生按照题目答题。
刘浩然在低首盘算这次国考的得与失，他曾经对比过唐宋元的科举考试和后世的公务员考试、学历考试，发现科举考试有它的长处，那就是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而据他的了解，历史上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
它的缺点是在历史上由于明朝皇帝改变了考试内容、固定了应试的格式，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而且科举将学历考试与文官考试混为一体，使得应试的文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中举当官，全无心思去从事其它职业和工作。
为了避免历史上的错误，刘浩然拒绝了宋濂等人提议的照前宋制直接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命题，让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的考试方法，而是改为一种新式考试方式。他曾经意味深长地对一干文人名士言道：新立之初，当海纳百川，不能以文限志，独长一家一言。
而且刘浩然准备在这一次科举尝试之后，根据情况对科举再次进行改革，真正做到学历考试与文官资格考试相脱离。
“我心中已经有了定计了，不会误了考试。”刘浩然淡淡地说道，刘基默默地看着他，眼睛闪过一道光芒，嘴巴张了张，欲言又止。
刘浩然看在眼里，心里知道他想说什么，虽然这次科举没有让理学学派如意，但是刘基、宋濂等浙东理学学派想借着这个大好机会成为江南行省主流学术思想。由于刘浩然指定了教材，所以理学在江南行省童学、县学、府学中不占优势，而由于刘浩然放纵，江宁大学、东南大学中除了折衷儒佛、调和朱陆的浙东理学派，还收纳了兼宗陆学的江西理学派、号称朱熹嫡脉的金华理学派、陆学承传的四明理学派，光是理学内部各学派就争得非常激烈，还有传承洛学、关学，偏向强调功利、注重事功的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以及批判“神学『迷』信”、以正风俗、息妖妄的东南武进文士谢应芳等其它名士学派，尤其是谢应芳的事情最为世人称奇，刘浩然听到这位当代“无神论者”，当即聘请他为东南大学教授，随即又转聘为江宁大学教授，让江南文人实在『摸』不清这位丞相的“学术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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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道他“涉猎甚杂”。
于是宋濂等人把注意放在了这次科举上，他们希望这次科举出的题目能够偏向程朱理学，只要形成惯例，就不愁江南读书人不去专读程朱理学。可是身为主考官的朱升更擅“帝王术”，而且在刘浩然的影响下，慢慢偏向实用主义，他做为刘浩然的老师，也在为学生在“学术”界玩平衡，就是不让程朱理学占主流优势；李习和陶安师徒俩虽然也算是程朱理学一脉，但是跟着刘浩然甚久，早就跟着他一个鼻子出气，以“君忧为重”；叶兑以经济自负，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书，更彻底的“帝王术学者”。所以宋濂一个人有点“孤军奋战”，原本还想把同门的刘基、叶琛、章溢拉进来当同考官，但是却被刘浩然以军国事急、官职之人不便为考官为由拒绝了。
在这种情况下，刘基和宋濂有点着急，一旦这次国考考试范围、考题形成惯例，程朱理学再想一统朝野就麻烦了。但是面对这个城府深沉、“独断专行”的主公，刘基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没有开口再劝道。
谈了一会科举和其它事情，冯国用、刘基、杨宪三人看到天『色』已晚，便起身告辞。刘浩然将三人送到门口时，突然对杨宪说道：“那件事情你要抓紧，尽快派人去江北。”
听完这没头没尾的话，站在一边的冯国用和刘基却似乎什么都没有听到，神『色』如常，而杨宪拱手弯腰道：“属下领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