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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然想着自己的父亲是在给地下党组织和抗联之间进行联络的交通员，就答到：我是抗联的交通员，我们刚才过江的时候，被敌人的巡逻队发现了，我的父亲为了掩护我就被伪满军打死了。
中尉政治指导员就问：你说你是抗联的交通员，那你的组织关系是在哪里？
“组织关系”？张思然愣住了，他还谈不上是抗联的交通员，只是这些年跟着父亲在伪满各地跑，给父亲打掩护而已，对于地下交通联络的方法、注意事项、上线下线、紧急联络方式等等他是一无所知。不过父亲告诉过他，江对面是苏联同志，跟他们还有抗联算是一伙的，所以他心下倒不是特别害怕。
中尉政治指导员又问他：那你说你是抗联的交通员，有什么人证物证没有？
张思然又答不出来了，他口袋里只有一点满洲国的零钱，还有满洲国的身份证明，哪里找得出什么人证物证？
中尉政治指导员见张思然无言以对，更加认定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奸细，就问道：说出你的真实姓名，你到底是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还是满洲国保安局派来的？
年左右，为了加强防谍反谍，也为了所谓的表面上独立自主，在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的建议下，由伪满政府正式组建了保安局这一机构，和原来治安部警务司平行。
在伪满中央，由治安部警务局长兼任中央保安局局局长，在地方，则由各省警务厅厅长兼任各省保安局局长。警务厅下辖的特务科担任对外反谍防谍事务，而保安局则是在政府军政系统内部负责防谍反谍事务，即内部人员的甄别，另外，由保安局负责向苏联和蒙古地区派遣侦察间谍。
从去年开始，阿巴该图边防站已经捕获多批由满洲中央保安局派出的伪满情报人员。
张思然抬起头大声说：我不是日本人，更不是奸细。
这个中国话翻译实际上就是抗联的人，由于越境过江的人很多都是抗联的人，为了躲避日军和伪满军的扫荡而被迫逃到江对岸苏联境内，为了甄别过江的人，所以，抗联就在沿江的几个边防站安排了人员。
中尉政治指导员让士兵把张思然押出去看守起来。然后就问翻译：你觉得这个人是你们抗联的人吗？
翻译仔细想了想，谨慎的说：应该不是我们抗联的人。
中尉政治指导员就很兴奋：看来我们又抓到了一个日军的奸细，肯定是过来刺探军情的。
翻译又说到：这个可能性应该不大，从我们跟他的问答看得出，他很多问题都一直答不上来，而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肯定事先把这些背景材料背得滚瓜烂熟的，张口就来，哪里会像他这样，根本答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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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该图边防站站长伊万·伊万诺维奇·库尔布斯基大尉在边防支队开会的时候，接到了站里的电话，说抓住了一个日本奸细，政治指导员在电话里询问是否立即奸细送到边防支队来。
站长伊万诺维奇大尉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边防军官，深知政治指导员的业务水平不高，所以他赶紧骑马赶回来，以免政治指导员把人抓错后，贸贸然就送到支队，最后两个人都要接受处分，如果只是处分倒还好，但是还没结束的大清洗的可怕经历告诉他，有时候能保住性命都算不错了。
伊万诺维奇站长回到边防站后，并没有立即去审讯张思然，而是先去详细了解了抓捕张思然的全部过程，他询问了当时参加行动的几名边防战士，了解到对岸发生过交火。
作为一个长年驻守在这里的职业边防军官，站长与偷渡者、抗联的情报人员，红军派出去返回的情报人员还有日军和伪满的情报人员，打过长期的交道，如果是日军的奸细，不会采取如此鲁莽而且显眼的方式偷渡过江，他们一定会趁夜里或者说大雾下雨的时间悄然过江，站长把这些情况都摸了一遍后，才去见张思然。
他来到关押张思然的小木屋，先询问了一下在张思然待的木房子外面站岗的士兵：里面关着的人是什么情况？
守卫立正敬礼：报告站长同志，奸细被关进去后，一直跪在地上，对着江岸对面的方向，到现在还没有起来。
站长还礼后，那守卫打开门放他进去，他站在门口看着跪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张思然，这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国小伙子，身材匀称高挑，以中国人的标准来看，算是很健康强壮了。
伊万诺维奇大尉用生硬但尚属标准的中国话问道：你为什么要跪在地上？
张思然抬起头来，满脸泪痕看这个苏联军官，这是一个被称作“中级首长”的大尉，因为他的军衔标志是一颗长方形军衔标志，张思然记得那个中尉政治指导员的军衔标志是两颗正方形，他的军衔领章与中尉政治指导员一样，是镶了金边的，但是只镶了三边，领口这边没有镶金边。他的军衔袖章为角向下的红色角形饰条，佩戴在军大衣的袖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