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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早一批洋人培养出来的新派人物，太过激进，就好像日本人那样，太缺乏文化自信心，自己认为自己确实很野蛮，甚至种族自信心，认为日本种族不如人，应该跟洋人借种，对于这些新派，这些纲领性的口号确实很合他们的口味，但他们还会不断的挑刺，认为改变程度还不够。对于这些人，政府给出这样一个变革的旗帜，只是为了让他们明白，政府是有意变革的，让他们知道政府有变革的心，他们不至于急切到要革命。
而老一派保守派，则太过保守和顽固，他们即便看到了事实，认清了现状，却从心里无法接受。对于这些人，也不可能因为一个口号就改变心态，但是却可以给他们一个理由，让他们知道，这是民族危亡之下，不得已而进行的变革，是穷则变。所以政府大张旗鼓的打出旗号，只求这批人能够理解，不至于捣乱。
最后的卫道，则是一项尽最大可能团结人心的口号，所谓卫道，字面意思就是保卫自己的道统，这是让那些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豪感的人群放心，告诉他们政府推行革新，不是为了以夷变夏，不是为了完全变成西方。
这样的人群数量是最为庞大的，洋务派和顽固派虽然在引入西方科技文化方面有冲突，但有一点，是他们都很坚持的，那就是守卫中国的人心，他们讲的是“以中国人之心，习洋人之巧技”，这就是中学为体的思想，曾国藩认为“洋人所长在制器，国人所贵在人心”。
在大明的精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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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九成的人都抱着这种思想，朱敬伦当然不会打击绝大多数人的观念。朱敬伦为了能够尽可能多的团结所有派系，也是煞费苦心了，但什么口号不重要，重要的是执行的内容，推行的政策。
俾斯麦以统一德国为目标，在出台政策的时候，总是用尽可能委婉的理由，表示自己是用最轻柔的声音，推行最坚决的政策。
朱敬伦现在已经可以大张旗鼓的高调革新，这本身对于这个封闭保守了几百年的老大帝国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无论是洋务派的各种口号，还是日本的各种口号，后来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等等，其实归根结底不外乎是赶上工业化的列车，一切都得以工业化为核心。
改革行政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工业化时代的管理需要。改革军事是为了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新武器。改革教育是为了给工业化提供必要的新型人才。改革经济是为了让传统经济转向工业化模式。
至于口号，从来都只是一个凝聚人心的手段而已，现在可以喊口号了，意味着革新已经慢慢成为能够凝聚人心的方法，这是朱敬伦卧薪尝胆，沉默推行了二十年的成果，他希望政府能够在珍惜和利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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