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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常来到天津，也没得到好评，因为他做的比曾国藩更刺激人。
丁日常的做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安抚洋人，不惜一切代价的安抚洋人。
他一到天津，马上调拨资金帮洋人重修教堂，修缮育婴堂，严刑审讯涉案人员，好言抚慰洋人。结果惹的天津士民人人骂他丁鬼子、丁小人。四处张贴无头告示，揭发他在苏抚任上腐敗受贿的不法情事。
丁日常没有曾国藩那么看重名誉，对此根本不在乎，说：“做官的谁不被人骂？官越大，骂的人越多。宰相肚里能撑船，他骂他的，我行我的。”
朝中言官弹劾他，他还敢大张旗鼓的跟那些清流言官打对台。
他上书说，国家大事受迫于清流，才导致国家受无穷之累，将两次鴉片战争都归罪于清流们毫无理智的一味主战。
丁日常的态度倒是赢得了洋人的一些好感，暂时威胁之词少了一些。
丁日常出自曾国藩的幕府，跟李鸿章共事过，李鸿章现在发迹，手握大权，时常保举丁日常，在曾国藩面前也对丁日常赞誉有加，可是丁日常这个人做官不太廉洁，这一点曾国藩之前不太认同。
但是曾国藩明白，这种乐于同流合污的人中，也有人才，比如李鸿章就是一个，现在看来丁日常也是一个。
看到丁日常将外人对自己的苛责一下子都吸引了过去，曾国藩慢慢换过一口气，他慢慢接受了目前的现状，那就是他只能在外界的责骂和顾全大局之间选择其一，他选择宁得罪于清议，不敢贻祸于君父。
此时在大明，也是民意汹汹，洋教在整个中国都是没什么市场的，不然他们也不需要靠办育婴堂，从小培养教徒，不用收拢一大帮子地痞无赖，可以说在中国士大夫精英之中，对于洋教是没什么好感的。
哪怕是之前对办工厂、开港口等新式产业比较支持的新派人士，在面对洋教的问题上，也抱着抵触的心态，这一次他们集体失声，没人为洋教呐喊，结果报纸上天天刊登着大家对曾国藩的失望评论，显然都出自那些保守士大夫阶层，而之前他们是曾国藩最坚定的拥趸。
他们之前拥趸曾国藩，也是因为曾国藩告诉他们，多办一所学校，将来就少一座教堂，多收一个学生，将来就少一个洋教徒。可以说他们之前支持曾国藩，完全是出于内心深处一种文化排外心态，是出于对洋教的方案，仇视和憎恶。因此曾国藩的鼓动，反而是那些越保守的人，越拥护。
但是现在他们看到曾国藩面对洋人时候的软弱、迁就，他们突然觉得之前跟随曾国藩完全就是一种耻辱，一切都是谎言，曾国藩不敢对抗洋教，那么曾国藩办的学堂也就不可能对抗洋教。
这些人完全不以理性的方式来思考，在他们的教育中，从来就没有理性的基础逻辑学的内容，连数学几何都不学的人，往往也就只能以感性的视角看问题，曾国藩办的学校，那跟曾国藩反不反洋教没什么关系，但他们就是这种态度，因人废事，竟然开始砸毁一座座他们修建起来的学堂。
这种事朱敬伦就难以接受了，他并不认可曾国藩修建的那些学堂，因为出于对保守派的妥协，为了得到这些人的支持，曾国藩跟这些人建的学堂中，竟然拒绝教授数学。为了应付科举，他们的办法是集中挑选可用之才，请名师教导，这完全是一种精英教育，依然是文化垄断，跟他们之前排斥普通学生进学堂一样，相信一般学生也享受不到这种补课的待遇。
但朱敬伦向来是一个正面看问题的人，尽管曾国藩办的学堂有千般让他不满，可最起码大大提高了入学率。曾国藩在大明三年来，跑遍了两广、福健三省，尽管没能完成一村一孔庙的大业，可是也建了将近十万所小学堂，尽管都是私塾性质的小学堂，但是招收的学生，却让大明的适龄儿童接近八成进入了学堂，学不到数学知识，至少他们可以识字了。
可现在一味的砸毁的话，实在是太过可惜不说，对大明国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
结果砸学堂的风潮一起，朱敬伦立马行动起来，直接以皇命，晓谕大明各府县，要求各地知府、县令务必制止这股风潮，还告诉广大地方官员，下一次大计（考核）就将以各地学童入学情况为范围，只考地方教育，无法保证教育的，政绩再好也得不到好评，得不到升迁，如果能最大程度保证教育的地方官，哪怕政绩稍有差意，也可以优先考虑提拔。
他亲自出面，当然也没有完全绕过官府，陈芝廷以首相身份、负责教育的礼部，以及礼部下设的教育和科举两司也分别向地方下达钧令，皇权、政权同时表态，表示了对教育的最大重视，也调动了所有地方官的动力。
各县的警察纷纷下乡，守护一座座学堂，警力一时不够，朱敬伦甚至调动了五万軍队。
还好，砸学堂的情况虽然各地都有，但大多还是个案，没有形成席卷式的运动。主要原因还是学堂都设在孔庙之中，当地士大夫虽然对曾国藩不满，但是大多数人可不敢对孔子不敬，因此即便是砸学堂的案子中，也没有砸孔子圣像的，没有砸毁孔庙的，他们主要的行为是将孔庙中的课桌板凳扔出去，把学生赶出去，把教师遣散而已。
大明上下积极努力，用了一年事件，才平息了这次风潮，而且借此机会，地方政府第一次直接介入了乡下的教育事业，在之前乡下老夫子们团结一致的情况下，县政府还真的无法挑战几百年来皇权不下乡的惯例，而现在在他们精神信仰崩塌的情况下，大多数乡绅对教育完全失去了热情，不愿意关心，反而给了政府介入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