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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以文治武功著称，历年以“文武之道，一张一驰”的辉煌而为史家所称道。文道，指的是文明太后、孝文帝的煌煌文治；武道，指的是太武帝拓拔焘的赫赫武功。但文治的冤杀李惠，武功的枉诛崔浩，毕竟是他们闪亮业绩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
为了洗去诛杀二李溅在自己身上的污点，文明太后决心在全国实施全方位的改革。第一条，实施“班禄”。北魏自立国以来，文武百官有“俸”无“禄”。俸中，有米，有田，有布帛，更有力役，杂工。这些“俸”的得来，有的靠军功赏赐，更多的则是靠战争掠夺。所以，北魏统治集团从诞生之日起就是靠战争掠夺起家的好战集团。鲜卑拓跋部落在历年的战争中，灭屈丐、扫西凉、荡柔然、剿高车、掠夺牛羊、骡马、珍宝、人口；财物除了封赏，就充实国库；人口则长途迁徙，几十万上百万的迁移到平城以及东南的中原地区。近年，随着战争的日益稀少，掠夺的手段已经无法满足文武大臣、官僚集团的生活必须，“班禄”制度就这样被提上议事日程。利益的根本核心是：不仅要“俸”，更要有“禄”，而且使之制度化。北魏官员，以品级大小定出各种不同等级，基本的“禄”为：户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这些地方财政收入归为官员的“禄”，其余是田、土、羊马、力役的“俸”不变。北魏的力役，有的叫“吏”，有的叫“干”，就是我们后来所称谓的“干部”。这些干部的身分与农奴相似，替官员当差，或者在“公田”上劳动，把收获物大部分交给官员。所以他们这样的“干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仆”。
“班禄”从公元
年十月开始施行。这种薪俸制度从根本上触动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大官僚们在战争掠夺中得到了无数的好处，往往一场战争下来，掠夺的财物吃喝玩乐十年也不成问题，被战争狂人们总结为：“十年不开战，开战吃十年。”况且，因为没有实行“班禄”，官员们的贪污受贿就成为了合理合法的借口。实行“班禄”后，这些好处都统统被取消。小官僚们则衷心拥护“班禄”，使他们的收入合法化，透明化。以前，他们在战争中只能充当冲锋在前的炮灰，胜利后也很难得到赏赐。平时贪污受贿的机会微乎其微，广大下层官吏生活窘困，几乎到了无法养家糊口的地步。他们自然衷心地支持这一财政制度改革。但他们的话语权往往被位高权重的高官显贵们的大嗓门所掩盖。
对这一改革，闹得最响，反对得最凶的是淮南王拓跋佗。实行了“班禄”制度后，他每年所获得的“俸禄”还不如一次小小的游击战所缴获的战利品丰厚，每年的俸禄都入不敷出。于是，拓跋佗联络朝中的几个老臣，向文明太后和孝文帝拓跋宏呈上奏书。请求“断禄”，不要国家的俸禄，仍然像以前那样，“自收自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文明太后自然明白拓跋佗美言背后的恶意，于是在朝会上召集廷议，由两派人物辩论，究竟对“班禄”的改革是实行好还是不实行好。王爷拓跋佗首先跳出来，说：“我们勋戚故旧都反对实行班禄，李冲、王睿推行的这种‘班禄’，就是把骡子牛马扯得一样齐，根本没得高低贵贱的区别，我一个堂堂王爷，每年的‘班禄’，还不够我塞牙缝。二天我讨口，就要进皇宫来，乞求太皇太后施舍。”
孝文帝对王爷拓跋佗的强横嘴脸哭笑不得，不愿在朝堂上和这种无懒辩论，就指示中书监高闾说：“高卿，谈谈你的看法呢。”
中书监高闾在推行“班禄”之后，征求了很多下层官吏的意见，他明白孝文帝的意思，对淮南王拓跋佗说话也就毫不客气：“二圣（文明太后、孝文帝）钦明，道冠百代。然，明君不能独理，必须臣以作辅；故车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班禄实施，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义；今给俸禄，清廉的官吏保障生活无忧，将更加清廉；贪婪的官吏，有俸禄警戒他的贪得无厌。反之，若不实施班禄法，则贪婪的官吏有借口大肆贪污腐化；而悲惨的是清廉的官吏，因不贪污受贿，连生活都无法自保。比如高允‘高老令公’就是这样的先例。淮南王的说法，简直是岂有此理！”
淮南王拓跋佗一类的大官吏，都不愿背上贪污受贿的恶名，只得垂头丧气地表示支持“班禄”改革。然而，表面的支持并不掩盖内心的反对，以安乐厉王拓跋长乐为首的王爷暗中联络，借“班禄”这根导火索，图谋发动政变。担任四处串通的联络官就是兰台御史张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