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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八十七章畅言（三）
“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套适应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的荣誉体系，既不患寡，也不患不均，只患不公；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货币为表象的私有资本与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建立公正公开的交换渠道。说白了，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原则上，获得一定成就的个人，必须用一部分资本与国家交换参政的权利和义务，从而获得国家与人民对其个人资产的承认，以及相应的教育培养的资格——注意，这既是权利，也是义务。这就像古代唐朝的时候，如果一个官员，当上了节度使之后，国家就应该也必须给予他进入中枢的机会，如果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个机会，作为中央就别埋怨节度使造反，安史之乱就是前车之鉴；但有许多节度使是行伍出身，并不太通晓国家的治理，直接让他们进入中枢，是对国家不负责的表现，所以，必须制度性地给予他们相关的培养。”
毕文谦一边说着，突然自个儿笑了起来。
“好吧，拿节度使来比喻，也太给某些人贴金了。我还是换一个比喻好了——我们不妨假设有这么一个人，他出身普通农村，只读过初中，成绩也很普通，在乡里乡亲的眼里，虽然没有作奸犯科，但也谈不上什么前途。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迫于生计，他先于周围那些有安稳工作的人，开起了小作坊，跑去镇上做生意，渐渐赚了一些钱。然后，用这些钱，他扩大了生产规模，从小作坊变成了小工厂，生意也从镇上做到了市里，甚至，渐渐跨省了。经过一些年的积累，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资产越来越多，不仅在当地有了不小的名气，甚至业务也开始谋划着涉足进出口了。他的企业不仅促进了地方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但归根结底，他仍然只是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哪怕在当面被称一句乡村企业家，说不定还被城市里的人背地里骂上一句‘暴发户’什么的——不，那很可能并不算是骂。毕竟，对于一个并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要求他天然有着良好的精神追求，那反而是不科学的事情，他更可能只有朴素的是非、道德观念。但是，他已经拥有的资产，必然导致他日常面对的事物，和最初的层次不同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整个社会，没有给予他再教育的机会，也没有正确的引导，反而让他始终遭受没有利益相关的人的鄙薄，遭遇有利益相关的人的曲意奉承，你们觉得，他的未来，会走向何方？”
毕文谦玩味儿地停顿下来，看了看每个女孩子脸上的表情。
“无论如何，国家不可能剥夺一个守法的人的资产，那是封建社会的土匪作风了。但放任不管却又是不对的。那么，该怎么办呢？其实答案我已经差不多说出来了——制度性地给予二次教育的机会。就像让校园里的大学生到基层接地气是一种培养一样，让基层里做出成绩的个体户接受再教育，也是一种培养。既能脚踏实地，又能高屋建瓴，才是国家需要也应该提拔的干部。当一个人，有了精神追求的方向，有了参与追求的参与感、认同感、成就感，有了真正的主人翁的意识的时候，他才不会选择去挑战现有的体制，才不会选择背叛。”
“但是呢，国家现在很穷，前年才敢将全民性的义务教育以法律的形式定下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给予一些人免费的二次教育，于情于理，那都是不适合的。所以，这得收费。那么，费用，怎么收？”毕文谦细细看着认真聆听的黎华，轻轻点了点头，“不多，也不少，一半的资产就可以了——注意，这不是税收的形式，而是股份。”
“一半？”
“一半！”
四个女孩子不约而同地出了声。
疑问的，是黎华和刘三剑，却似乎有着细微的不同；惊讶的，是小晓琳和陆衍，也似乎有着细微的不同。
“一半，是我个人粗略给的数字，完全可以在实际调研之后再作修改。”毕文谦却呵呵地笑，“真正的关键，其实是隐含在其中的另一点——怎样才能确定是一半的资产呢？这个数据，这个数据的获得和确认，才是重点。”
黎华眉头一动，小肚子紧紧贴着办公桌，双肘撑在上面，口吻略急促：“具体说说。”
“如果说，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政府对于国家经济数据的掌握，原则上是准确的。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市场经济之后，随着国企在全国经济规模中的占比逐渐降低，对于国家统·计局、审·计署来说，同样的事情，会越来越难以做到，甚至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注册过的私人企业上报的数据是否真实且不说，那些并不算是企业的个体户，他们的经济数据，如何统计？如果一个国家的统计报告连经济情况都只能大体估计，那只可能是两种情况：一种，政府有其他掌握经济情况的方式，明面上的统计数据不过是对外进行战略欺骗的一环；另一种，这个国家的经济随时有这大幅度波动的潜在危险。”
“不仅如此，很多人，特别是南方人，有着财不露白的观念，他们甚至挣了钱之后，依旧节省，也不把钱存进银行，而是把现金放在家里。这在事实上，会样的情况一旦积少成多形成规模，是有造成全国货币流通减少，引发通货紧缩的可能的。而之前会计师来视察的时候，明确说过，现在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工资的，贸然地进行系统性涨价，是不可行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