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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吃了亏的家伙一言不发的爬起身，盯了黄生宝一眼，一面朝岸上走一边恶狠狠的说：“打得你家大爷好哇，到了我们的地头上还敢如此放泼强横，你们等着，若不将船上的粮米卖与我等，定然叫它霉烂在此地。”
三个牙人上岸后，码头上聚了越来越多的大小闲人，一个个对三漕船趋前探看，黄根宝一看情形不对，立时吩咐船家将船通开丈话，让岸上的人不能冲到船上，以防发生意外。双方就这样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僵持着。
得到消息的冉琥和公治渠二人，赶到盐桥码头，却被人拦住上不了船，而且连想招请力夫来搬运，也没一个人敢答应。连想送些吃食与黄根宝等人也被人将篮子夺走，没法把酒水食物传递到船上。
林强云听完公治渠所说的情况后，不禁挠挠头，问道：“岂有此理，这里的官府难道就不管的么？”
冉琥叹道：“我们下午也去仁和县署报了官，县尉大人派了三四个差人到码头转了一圈，那些差役们个个都成了睁眼瞎，对当着他们的面抢夺食篮视而不见，反是接过那些泼皮们将抢去的酒食，躲到一旁大吃大喝，完事后对我们丢下一句：‘码头平静得很，没见到有人斗殴。’就扬长而去。”
林强云心中大怒，猛地一掌拍在桌上喝道：“来人，亲卫一小队跟我进城，先到码头上打散那些帮凶的闲汉，接回根宝他们，再请人把粮米搬到仓库里再说，我就不信双木商行会奈何不了临安城里的牙人泼皮。”
冉琥一听林强云的话，也觉得有必要给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泼皮混混们一点教训，便出言提醒道：“林公子，依在下看用拳脚给那些人一点小苦头吃便罢了，千万不可动刀枪等利器引起流血事件。在下和公治渠先生也趁着城门还没关一起进城，再请恶虎于十七帮着寻些力夫搬运粮食。你看如何？”
林强云：“好罢，我们就一起进城去，看看我那徒弟当了近年的大老板有些什么变化。”
进城的路上，林强云一面带着三十余亲卫慢慢走，一面叫人先一步飞马赶进城去，将各店内守护的护卫队员全都召集到一起，叫他们悄悄到盐桥码头等候自己。
“啊哟，肯定是临安城内的几个米面行当的几个团头合手做的好事，大约是看我双木商行一气开了六间米面铺，想将我的铺子打压得没钱赚倒掉，好让他们这些人独霸米面市场。”林强云一路想，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使自己的商行能够在粮食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他也清楚地知道，今天用强硬的手段应急，只能是偶一为之。接下去，官府为了社会治安的稳定，决不会给自己第二次机会，暗思道：“要真正在临安的米面市场上与众多粮商相斗，我可没这么大的本钱，正所谓是‘双拳难敌四手’啊。我必须找些没与他们同流的老板合作，方有一线生机。不如寻个机会和史老奸说说，看看他门下的官员有否插手到米面铺这一行当中的，借用他们的力量使自己不致输得太惨。”
林强云和冉琥、公治渠他们并不知道，这次事件的挑起，正是史党中的端明殿学士、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薛极所为。
此时南宋的政治格局，朝中的执政是“非鄞则婺”之势，鄞婺之联盟与鄞闽关系的恶化，闽人在朝中势力大不如前，基本无立足之地。推其缘由，实本于彼此间学术之分合。“四明（鄞）之学，祖陆氏”（陆，指陆九渊，抚州金溪属江西人，字子静，号存斋，世称象山先生，他对心与理的关系上的认识与朱熹不同。其学称为“心学”）而兼宗吕学（吕，指吕祖谦）疏通而具事功。四明学人的五种精神，其中即有宽厚与致用之精神。婺人“推东莱吕氏为宗”，既重义理，又重事功，以“杂博”为特点，包容性很强，“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闽人大多宗朱学，朱学强调“理一”，具有强烈的唯我主义独断性，将与自己学术理念和政治理念不同者全视为邪说奸人，绝不可通融合作，因而极易导致朝野分化，彼此结党，攻击、谩骂。这种分化往往由自视为“正人”、“君子”的朱学人士挑起。朱、陆、吕三学的交流与互动导致陆学与吕学日益接近，而朱学于诸学派中日显孤立，但对社会的影响却拓展于全国，“朱文公之学行于天下而不行于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
嘉定中，史弥远并不歧视闽人。嘉定共有十六位宰执，其中闽人有三，即郑昭先、曾从龙、任希夷，而鄞人亦不过三，即史弥远、楼钥、宣缯。实际上，史弥远主张包容调和之政，嘉定更化之初，“召还正人故老于外”，“群贤皆得自奋”，“犹置人才簿，书贤士大夫以待用”。然及宝（庆）、绍（定），济王不得其死，论者纷起，形势遂大变，“任憸壬以居台谏，一时君子贬斥殆尽。”“论者”之中，虽间有陆学、吕学人士，但主流无疑为朱学中人。“于是在廷之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梦昱等每以竑为言，弥远辄恶而斥远之。”福建（闽）乃朱学大本营，史氏“闽人难保”的信念就自然而然了。《宋论》曰：“及济邸难行，二公（真德秀、魏了翁）执清议以置弥远于无可自全之地，而激以反噬，祸福生死决于转移之顷，自非内省不疚者，未有不决裂以逞，而非坚持一意与君子为难，无故而空人之国者也”，故至宝、绍间，“闽人难保”。
林强云所认的族叔林岜同样也是闽（福州）人，在此种情况下，借丁母忧而避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没想到林强云却在此时，懵懵懂懂的一头撞进了大宋的政治、经济中心临安，成了其中体现在经济争斗中的另一个斗争焦点。
薛极，常州人，却连续十一年进入执政集团，是除史弥远外，惟一全程经历宝绍之政者。其关键在于薛极“最为亲信用事”，人称“四木”之一，缺乏独立性，虽非鄞人，但实具“鄞”性。他也有门下之人掌控临安相当一部分米面市场的份额，大把赚钱之外，也稳有掌握临安城百姓生死之势。因此，自是不喜身为“闽人”的林强云硬挤入其中。此举不但分去其中的一部份利钱，让他们的集团中少了收益，也使他们一伙不能掌握粮价的升降，手里缺了一张向朝庭（史弥远）要胁的大牌。
史弥远明知薛极的作为，内心中也对林强云属闽人之事总是耿耿于怀，虽然并不想如何为难这位因了保命而认下的异姓侄儿，但也自认为给这年轻人一个教训也好，可以让林强云更加死心塌地地投靠到自己门下，最少也能为保命、保全家族后人而尽些心力，故而也就默许了这件事的发生。准备到时候再出面保住林强云，让其对自己感激涕零，离不开自己的保护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