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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疑惑，古代皇权不下县，就算唐国进行了制度改革，有些大基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一百个县需要上万名官吏，实在太多太不现实了，缩减一半都嫌多。
事实上这里面有好几个大误区，第一个认识误区就是‘皇权不下县’，这个观点并不正确。
正常情况下，朝廷对基层的统治是很深入的，起码在制度上直接管到了乡村一级。
就以秦汉魏晋为例，乡村干部多的令人瞠目结舌。
乡里的官吏包括乡啬夫、乡佐、乡三老、乡干、乡司、游徼、里正、里胥、里尉、里魁、里治中、里父老、里祭酒、里祭尊、里长史、社长、亭长、鼓史等。
还有邻长、伍长这种村小组一级的干部。
其中乡三老、里父老，看名字会让人误以为是家族长者担任，事实上并非如此，它就是国家的行政职务名称。
就和县的行政长官叫县令是一样的，乡三老、里父老也只是一个名称，担任这个职务的很可能就是个一二十岁的年轻人。
大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又源于另一个更大的知识误区。
我们习惯性的以为，中国的乡村自古以来就是以血缘、姓氏为基础汇聚而成，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
或者说以姓氏、血缘形成村落的历史，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悠久。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在宋朝之前，国家是严禁百姓以血缘、姓氏为纽带，大规模居住在一起的。
世家贵族可以同姓居住在同一个广阔区域，但普通百姓不行，原因就是害怕百姓抱团不利于统治。
不论是朝廷还是地方世家贵族，在这一点是利益是一致的。
为了自己的统治，他们会人为调整百姓的居住地点，把一些人口多的家庭打散安置在不同的村落。
一个村落百十户人家，往往会有十几二十个不同的姓氏组成。
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的村子是有围墙的。
人们统一出工统一收工，村干部也就是邻长、里胥等人，坐在门口监督百姓。
早上检查有没有人没出去干活，晚上看谁没回来。而且干完一天活回来的时候还不能空着手，必须要砍一些柴回来。
到了冬天百姓也不能闲着，女子一个月纺织的工作量要相当于农忙时期四十五天的工作量，还要相互交流技术经验。
是不是觉得这个制度很熟悉？别误会，这不是集体制，而是体现国家对乡村的监督到了多么严格的地步。
普通百姓不是囚犯，田地也是自己家的，按理说我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歇息一天。
可是不行，你干不干活不是自己说了算，国家说了才算。
想赶集买东西？等着，买东西的人多了一起去，而且还要乡村干部出具证明，否则很容易被当成流犯给抓起来。
根据出土的敦煌文书记载，直到唐朝末期中国的乡村还是多姓杂居，而且杂的很厉害，往往是十几二十个姓氏混居。
一直到了宋朝，因为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发生改变，商业也逐渐发达起来，国家对百姓的人身禁锢才进一步松解。
百姓才有了相对的自由，可以在附近的村镇里自由活动，而不用再和以前那样一切都被人监管约束着。
随着书院的普及，知识流向民间读书人的数量增多。而读书人是需要游学的，又进一步促进了国家对人身禁锢的松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