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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何遇曾经想考医科生，对医学知识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否则也不会被请去学校医务室当临时校医。我想他之所以没有学医，就是因为全色盲的关系。”
【不过呢！每天在家里给我打针的是何先生，他以前想要考医科生来着，所以对这方面还挺擅长的，打针的时候也很温柔，都不会觉得痛……】
我仍然不说话，但听到这里时，心底莫名感觉一片冰凉。
“也就是说，对于患有
型糖尿病的郝淑卿而言，她的命，某种程度上一直都握在何遇的手里。而定时定量注射胰岛素并非什么困难的事，不需要很专业的医学知识，普通人经过学习也能在家里自己完成——以何遇对医学知识的了解，更加不可能在这方面有什么纰漏。”
“……除非他是故意的。”
他竖起了第三根手指。
“再者，就算是亲人死掉……悲伤的时间也不可能超过五百天。也许你会在记起他们时难受一阵，但你终究能够让生活回到正轨，而不是像何遇现在表现的这样，如同行尸走肉。”
我尝试着插话：
“你这个第三点未免太过武断了，你又没办法代入别人的情绪去思考……”
时左才淡漠地说：
“亲人离世这种事，我还是能有共情的。”
我记起他的身世，立马缄口不言了。
“考虑到这一点的话，关于何遇续写博客的理由，或许就有了新的解释：他并非自愿，而是不得不写。也许是出于某种原因，他需要让自己以外的人认为‘郝淑卿’还活着……”
“等一下，”我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续写博客，而不是微博？她的微博不是有更多人在看吗？况且你也说了，这个博客她应该是写给自己看的，别人压根不知道这个博客的存在……”
时左才摇摇头，说：
“且不说在微博制造假象的可行性，实际上，何遇也根本没有在微博制造郝淑卿还活着的假象的必要。”
我愣了愣，他解释说：
“因为网络上的人的记忆是很短暂的。再怎么轰动的消息，只要沉寂半个月，所有人都会在不知不觉间将其遗忘。”
时左才的这句话勾起了我许多回忆，我也曾经在微博里关注过许许多多的热点，保研路，磁爆步兵，的士案件，保姆纵火案……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网络的世界对我而言终究是虚幻的，我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管不了别人那么多的悲欢离合。
所以，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已在心里默认了这一事实。
“所以，他真正要在意的，是知道这个博客的其他人。”
“其他人？”我问：“你怎么知道还有其他人知道郝淑卿有一个私人博客？”
“因为每篇博客的浏览量都在十几个不等。除去像我们这样偶然插足的网络过客，剩下的关注这个博客的，很有可能就是与郝淑卿的关系相对亲密的人。也只有这种人会真正地关心郝淑卿的安危。”
话说到这里，我已经无法再发表任何感想。
如果这是真的，前后的结果反转太过于彻底，已经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我在潜意识里无法接受这一可能。但我也找不到任何反驳的地方。
我闷闷地问：
“那动机呢？他有什么不得不杀掉郝淑卿的理由吗？”
时左才很干脆地摇了摇头：
“光凭这个博客和她的微博，验证不了那么多事情。你要知道的是，网络上所记叙的关于郝淑卿的事，只不过是她全部生活中的冰山一隅，也许在这三千多条喜欢何先生的理由之外，还有三万多条不喜欢何先生的理由，但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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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个不负责任的推论。你只听听就算了。”
我明白时左才的意思，也赞同他的说法——他这一切只不过是基于现有线索的、一个相对合理的假设。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穷举法中，偶尔会出现的那种介于可以验证和不可以验证之间的可能性。
哪怕他说得再怎么合理，也不排除郝淑卿真的就是意外病发的可能性。
但关于何遇其实是杀人者的这一念头，已经在我的心中生了根，发了芽，萦绕盘旋着挥之不去。
我的心底焦躁得要命，就仿佛是面对着一只薛定谔的猫：在打开那只箱子之前，那只猫永远会同时以“活着”和“死亡”两种状态存在着，而当我把箱子打开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一个结局，不是“死了”，就是“活着”。
我绝不能去亲口质问何遇关于这一切的经过。就好比我不愿意打开薛定谔的箱子。如果那只猫是活着的，最好不过。但如果那只猫是死的，我会无法接受这一结局。
所以，还是让它一直“既死又活”吧。
也许时左才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之后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就这个话题再次讨论。他也没有再去研究郝淑卿小姐留下的博客。
我们两个坐在各自的电脑前，做着各自的事情，网吧里仍是一片噼里啪啦的键盘敲击声。
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后来这件事还是出现了非常重大的转机。而且它来得很快，也很突然。
仅仅在我们相继在网吧键盘上醒来之后的第二天清晨，我们便发现，郝淑卿的博客又更新了一篇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