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有限推广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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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这回没叫孙暹替他读疏，而是朝他伸出了手来。
孙暹忙上前两步，殷勤地将奏疏躬身递给了皇帝，尔后又低头退回了原处。
李氏好奇地将头靠上朱翊钧的肩膀，冲着他耳边悄嘘嘘地发声，
“皇爷，您怎么不要人替你念了？”
朱翊钧翻开奏疏，毫不犹豫地往李氏那里让出了半折，让她随自己一起看了个齐全，
“农业乃国民之生计，如何能轻忽得？这大明的一亩地究竟能种多少粮食，朕心里总得有个数儿，这是将来要当作国策推行的，倘或一点儿数都没有，谁奉承一句‘亩产万斤’，朕就相信，岂不是连鞑子知道了都要笑话咱们？”
李氏笑道，
“说‘亩产万斤’倒也罢了，可笑就可笑在这亩产万斤之后再闹大饥荒，还反过来推到蒙古人头上，俺答不过是挟贡，还非说人家是逼债，真是鞑子听说了都要笑落牙齿。”
孙暹和魏忠贤面面相觑，他们是听不懂皇帝和李氏的言下之意的，只以为是皇帝是借李氏之口在刻意敲打谁，但是孙暹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这“亩产万斤”的国策是指大明的哪一项政策，大明的荒唐事的确不少，可也没有哪一项到达这“亩产万斤”的荒唐程度啊。
孙暹不禁有些惶恐，听不懂主子的敲打，对奴婢而言，可是要人性命的大事，
“这……奴婢记得此奏疏中，并无‘亩产万斤’之词啊。”
朱翊钧正觉得和李氏一唱一和得挺乐呢，冷不丁听孙暹来了那么一句，只得重新肃容道，
“哦，朕是想起了元旦宫中吃的一道嫩鹅肉，你们李娘娘那会儿没吃着，方才就问朕来着，据说民间有言，‘雏鹅怕冷，成鹅怕热’，如何这正月宫中还能吃得上这刚从蛋里孵出来的小鹅？”
御前办膳一向是司礼监掌印和秉笔挨月轮流例办的，故而孙暹一听即答道，
“这年节里上贡御前的嫩鹅，都是用宫中火窖孵成，在元旦那日用竹笼装好包裹严实送进来的，一点寒风都吹不着，所以才能让各宫主子们活杀活吃。”
李氏道，
“好大的阵仗，宫外就没这口福，顶多事先预备下糟腌。”
孙暹道，
“只要能让皇爷和娘娘们在想吃的时候吃上一口时鲜的，奴婢们纵使多费一些心，也不算甚么。”
朱翊钧淡笑道，
“那倘或朕不想吃鹅肉，只想见到河南的百姓在正月里吃鹅肉，那你们司礼监能不能办到呢？”
孙暹回道，
“河南地方有司专职于此，奴婢们岂敢越俎代庖？”
朱翊钧道，
“那要是朕恢复了张居正先前的‘考成法’，只是将考成内容从征收欠赋，改为冬日养鹅，且下旨规定每村必建鹅厂，养鹅不成者立刻去职丢官，那情形又会是如何呢？”
孙暹不知道皇帝为何从番薯一下子跳到养鹅了，愣了一愣，道，
“这……如此养鹅，恐怕颇费人力，再说以养鹅为考成政绩未免不妥，万一府县冒进，科道官必定会进言弹劾……”
朱翊钧笑了笑，道，
“那要是进言一个，朕就杖杀一个呢？”
孙暹实在听不懂朱翊钧的影射，只见李氏在皇帝身旁笑得欢实，他想来想去，还是从张居正身上入手回答，
“皇爷岂会闭目塞听，任由有司胡作非为？想当年考成法一出，张居正奏呈地方有司在考成之时剥下奉上，虚文趋谒，各级官员担心因考成降罚，不分缓急，对贫户小民多加追索，而对势豪大户畏纵不问。”
“皇爷得知之后，立即下旨均数减免，使小民得沾实惠，可见皇爷爱民如子，即使国库空虚，也绝不会罔顾百姓生计。”
朱翊钧笑了起来，
“那可不好说，朕听你们的奉承话听多了，说不准哪天就变得不是奉承话就不听了，没有奉承话也要制造奉承话了，譬如你们李娘娘说，倘或科道官谏言养鹅无济于事，朕就偏说‘肥鹅赛大象’，谁有异议就杀谁，科道官也没甚么法子对付朕啊？”
“那同样道理，李材奏呈这番薯在云南地界播种，一亩可收数十石，倘或朕为了将番薯推广到河南，偏要地方官奉承这番薯可以在北方亩产万斤，那科道官又能拿朕怎么办呢？”
孙暹越听越不对劲，只得又跪下道，
“皇爷绝不是此等昏聩庸主。”
朱翊钧侧头看去，只见李氏憋笑憋得两肩颤抖，这才将话题重新转了回来，
“朕自然不昏聩，可是这藩王宗室皆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人，而河南现在是甚么情况呢，八个府加上一个直隶州，算上潞王就藩，它一个省就要供养七个亲王，上百个郡王和不计其数的宗室子孙的俸禄发放。”
“这河南一省的禄米之输，供养诸藩尚且不足，倘或一遭了灾，朝廷还得从财政里腾挪出钱粮去赈济，又哪里有能力给朝廷交税呢？”
“朕记得前些年意欲推行水田时户部有论，北方各省大部分种植的是麦、黍、粟、高粱、豆类等旱作农物，其中，上上田亩产可超过一石，上地是一石左右，中地亩产六斗到八斗，下地亩产三斗到四斗。”
“在这些田地中，上上地约占一成，平均亩产可以一石三斗计，上地占三成，出粮可以一石计，中地占四成，出粮以七斗计，下地占两成，出粮可以三斗计，如此合计田地，我朝北方各省平均亩产为七斗有余，而南方各省的平均亩产是二石七斗有余，相当于北方亩产的近四倍。”
“因此朕见了李材这奏疏，就总怕过犹不及，倘或河南推广种植番薯，虽然能在一省财政上解燃眉之急，但是河南需要供养的藩王、欠朝廷的赋税太多，若是地方官为政绩剥下奉上，见百姓稍有宽裕就加倍、乃至数倍地横征暴敛，那朕又该为之奈何？”
“再说这藩王庄田，虽说是皇家赐予宗室的，但是自成化六年伊始，皆转为地方有司代管，从播种到征收，都由地方官管理，即使朕要潞王从旁监督，潞王也会刻意避嫌。”
“所以朕心里就总存着这一种忧虑，朕知道这番薯是能缓解饥荒的绝佳上物，却怕朕一旦下旨极力推广种植，倒反而给河南百姓带去了灾难，要是地方官为了奉承朕，一直报喜不报忧，朕又笃信番薯高产，不愿采纳言官谏言，那河南百姓岂非反受其害？”
朝廷用财政倒贴北方各省的情况当然不能再任由它发展下去了，朱翊钧在这一点上决心很足，即使将来要让藩王宗室自力更生，那番薯也是要推广种植下去的，否则北方一闹灾就要朝廷拨款救济，不赈灾就出一个李自成，那朝廷又哪里来的余钱发展海贸和整顿军备呢？
但是拥有现代历史视野的朱翊钧又对农业方面带有一点儿天然的阴影。
按照明朝所存录的文献，以及后世的农业研究来看，从理论上来说，红薯的亩产应该是一般谷类农作物的近二十倍。
可这也是“理论上”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