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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林当然不知道自己对可怜的徐大小姐，连更过分的事情都做过了，所以连连摇头说未曾脱过她的鞋子。
张紫萱将信将疑，不过似乎秦林的否认很让她高兴，心情开朗了不少。
两人一路说说笑笑，先去看了刘伯温桥，又从花牌楼走回来去夫子庙看庙会，路上秦林还花十五个铜子买了两串糖葫芦，自己吃一串，请张紫萱吃一串。
张紫萱并不矫揉造作，捏着串糖葫芦吃得很开心，现在的她除了双眸仍然格外的慧黠，看上去就和普通的民间少女没有别的区别了。
还没走到夫子庙，就见前面锣鼓喧天，人声鼎沸。
夫子庙是金陵城第一个繁华去处，本是孔庙，但市井商业的繁华反而盖过了孔孟之道的影响，它之所以闻名东南并非因为庙里供着的孔夫子，而是庙门前广场上天南海北各式各样的杂耍和小买卖引人入胜。
这不，做猴戏的给猴子穿红着緑，学人拱手作揖、下跪磕头，耍猴的人就端着铜锣向观众要钱，人们一边叫好，一边随意赏他几个铜子，那猴儿就替主人抱拳致谢。
捏面人的、做糖画的得到小孩子的追捧，胸口碎大石、卖大力丸的汉子赢得老少爷们一阵阵叫好，那踩高跷、翻筋斗的则做出一个个叫人眼花缭乱的惊险动作。
金陵城果然六朝金粉，东南繁华首屈一指。
又有一溜儿戏台子，是各家南戏班子在唱戏，秦林和张紫萱一路看过去，什么《连环记》、《精忠记》。
有个观众甚多的戏台子正演着《鸣凤记》，张紫萱笑着说“王世贞这老儿总不脱才子习气，又新做了戏文来演，所以家父说他可为文宗、不可为朝廷柱石”，秦林就知道这部鸣凤记是应天府尹王世贞新做的戏文了。
最后面一个台子上演的《平海记》，讲着戚继光平倭御寇的故事，张紫萱看了一会儿，叹息道：“戚大帅的确功勋卓著，但如果不是王本固那厮头脑顽固，从中作梗，胡部堂的招抚之策便能奏效，哪有后来这许多事？”
秦林听到这里，忽然心头一动，想起前些日子捕获白莲教的那艘船来自倭寇，连忙追问什么招抚倭寇，还有王本固从中作梗，又是怎么回事。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张紫萱不以为意，只道是秦林好奇而已，便极有耐心的娓娓道来。
所谓倭寇，洪武、永乐时还真有不少日本人，但到了嘉靖年间十个里面倒有九个是中国人，“真倭”也即是日本人反而是少数。
因大明律严厉实行海禁，只许朝贡体制下的勘合贸易存在，导致沿海百姓心怀不满，而江南工商业的发达也进一步刺激了海洋贸易的发展，民间走私活动愈演愈烈——实际上多数是由地方豪强和官员控制、并主动参与的。
茫茫大洋之上没有官府管辖，便有居心不良之辈从走私转变成打劫，甚而勾结日本浪人进攻中国城市，这就是大明百姓所熟悉的倭寇了。
到嘉靖年间，出了位了不起的枭雄人杰，便是大海商汪直，他建立庞大的船队横行海上，迫使日本人、朝鲜人乃至西方殖民者都向他臣服，从南洋到东洋的船舶都得乖乖的给他交保护费。
汪直是大海商，需要良好的商业环境，对劫掠并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他一方面约束日本、葡萄牙人，不许他们登陆劫掠，甚至出兵消灭其他敢于入寇中国的海盗，以向朝廷表明自己是合法商人；另一方面则不断向朝廷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希望自己的生意能从非法走私转变成合法贸易。
当时的抗倭名将，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渐直福建军务胡宗宪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便定下招安的策略，要把汪直一党招安成为朝廷的水师，允许他们合法贸易，并借助他们的力量去打击真正嗜杀成性的日本浪人和西洋殖民者。
汪直生于斯长于斯，毕竟心向中国，作为大海商他最迫切盼望的就是朝廷开放海禁，自己成为堂堂正正的合法商人，因此与胡宗宪一拍即合，欣然从海外赶赴杭州，准备接受招安。
没想到当时驻杭州的巡按王本固是个自命清官的死脑筋，非说汪直是倭寇，硬把他抓起来，并一再上奏朝廷，一口咬定胡宗宪受了汪直大笔贿赂，义正词严的要求对“贪官”和“倭寇”予以严惩。
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王本固这么一搞，清流文官都朝着胡宗宪猛烈开火，朝廷也定下了诛杀汪直的基调，胡宗宪没办法只好被迫同意，于是汪直就非常冤枉的被朝廷砍了脑袋——他本是兴冲冲的来受招安，要替朝廷打真倭和西洋人的呀
汪直一死，海上局势登时糜烂而不可收拾，以他为代表的以贸易为主的走私海商集团，被以劫掠为主的倭寇所取代，十年间东南沿海兵连祸结，酿成了大明朝立国两百年来最为严重的倭患。
辛亏有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一班儿忠臣良将死命出力，这才将倭寇平定，然而军民百姓死亡已不下十万，东南半壁尽被残破。
“秦兄你说，这些只知道恪守教条却全不知变通的清流文官，究竟害不害人？”张紫萱神情十分无奈，或许是想到父亲的改革其实和胡宗宪当年的遭遇有共通之处吧，她又道：“所以家父执政之后，吸取误杀汪直的教训，在俺答封贡的处理上就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措施，果然保得北方十余年平安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