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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自己的事情，何必理睬他们狂吠。那些人走了倒好，省得咱们麻烦。”陈复文不屑地回答道。
“什么都不做，错误最少。咱们的确不用去管这些垃圾。只要百姓心中有咱们，就行了。”许汉青淡淡地说道。
“对了，蒲寿庚的商船队一共有两百多艘船，能够改装一部分作为海军舰只，其它的船怎么办？”陈复文问道。
“剩下的船呢，我想挑拣大的出来，作为股本，和泉州的那些商人组成一个商号，一块儿跑水路。所赚银子，扣除税收，大家根据根据投入比例分红！你看如何？”许汉青把自己早就想好的办法说了出来。
愣了一下，陈复文才疑惑地问道：“大人的意思是说，官府只参股，不干涉商人们如何经营？”
“对，只参股，让他们推选一个管理委员会，自己经营，愿意跟谁做买卖就做买卖，只要不卖违禁物品，不偷税，官府概不干涉，只管分红。”许汉青点点头，肯定地答道。
陈复文轻捋着胡须沉思了一会儿，抬头说道：“这样好，商人们重利，并且对官府本能地不太信任，况且现在很多人对咱们是否能长期占据泉州还是心存疑虑，所以他们不会任由官府当大股东。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拿出钱来，争取商号中的主导地位。而面对利益的巨大诱惑，他们拿出的钱越多，越想吃下更多的船只。船越多，能到达的地方越多，带的货物越全，利润也越大。把官府和商人们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后，用金银打造的锁链拴住他们，就不愁他们不向咱们光复军效忠。”
许汉青欣慰地点着头，这个陈复文确实有才，这么快便想通了其中的关节。接口说道：“成立商号以后，带得货就不会重复，还可以多设几条航线。这样，做得更大，赚得更多，商号就会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壮大，并且我们还可以租船帮别人带货，等水师建好后，还可以让他们出钱雇水师护航。”
泉州通商海外六十余国（地），素有“涨潮声里十万商”的美誉。海洋贸易，最为赚钱。每年趁着季风从泉州出发，一路上将漆器、丝绸、刺绣、茶叶向麻逸（马尼拉）、渤泥兜售，然后带上各地特产，经麻古喇、小天竺各国（孟加拉湾）、锡兰，到大天竺的加祖拉特，买上胡椒、印度布（印度棉花比中国棉花绒长，所以布质软而优），紫檀、樟脑等、珍珠、金器（黄金艺术品），然后沿途兜售回来，一个来回，每船至少能赚万余两，若本钱足，机会好，赚上三、五万两也非难事。
“对，这样好。蒲家之所以兴旺发达，完全是因为他们兄弟利用水师的船舶资源，大做买卖，中饱私囊。但普通商户，纵是些大富豪门，也就是有十几艘船。一些小商人，甚至几人搭伴，租了人家的船跑买卖。所以众商经常扼腕叹息，白白让大好商机从眼前飘过。如今有了这么好的机会，他们还不抢破头才怪。”
“还有，我提过的《物权法》《公平交易法》也要尽快完成，其它的几个法先暂时放一放吧，如果这些法律能颁布实施，对我们以后的发展将有很大的益处。”许汉青继续说道。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常年来往中国做生意的胡商非常非常多，然而，在中国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的却非常非常少，对这一奇怪现象，后人曾做过许多猜想和考证，也提出过很多的看法。在许汉青自己看来，主要是中国没有“物权法”所造成的。世界历史中，最后一个颁布“物权法”的国家就是中国，商人崇尚的是利益和钱财，辛辛苦苦费尽周折远渡重洋，冒了巨大的风险，赚了钱财，就是为安安稳稳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但当时的中国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通俗地讲，就是你的财产不属于你，你的劳动所得跟你没关系，天下的财产都是皇帝的。中国的官员便是秉承这种思想，皇帝不知道你，没关系，我是皇帝任命的官员，我可以替天子来享受你的财产。不愿意，叛逆，杀你全家，诛你九族，这下行了吧。
没有一个商人愿意接受这种待遇，所以历史上中国优秀工匠前赴后继地外逃，离中国最近的倭国便成了第一选择，这在日本历史上都有记录。
一个人需要有两种安全感，一个是人身安全，一个是财产安全。财产权是公民生命权实现的前提。公民的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源泉，任何权利均以生命权的实现为前提，没有财产权制度的社会或财产权不确保的社会，就没有生命权和自由权存在的可能。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今天，要实现法律和社会公正，要实现法的平等价值，必然要求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权利尤其是私人财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