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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大漠，英杰辈出。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横扫大漠，铁骑西指，虎视中原。
自成吉思汗起，蒙古族及其建立的帝国，曾经在辽阔的亚欧大陆上横行一时，建立了东起朝鲜半岛，南到越南，北至北冰洋，西到波兰的广大帝国。但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此英勇的军队，为何，在短短的百年间崩溃了呢？
蒙古帝国的改革，大体分为四部，第一步是成吉思汗的改革，使得蒙古从氏族制度到奴隶制度；第二步是耶律楚才的改革；第三步是忽必烈的改革，这两部使得蒙古从奴隶制度转换为封建制度；最后一步，是忽必烈以后的改革，这些改革颠三倒四，往返不定，十分混乱。
忽必烈的改革受到广大的推崇，认为其十分成果，完成了从奴隶制度到封建的转换。甚至有人称忽必烈为圣君。西方，马可-波罗称忽必烈为：“自亚当以来，统领土地和人口最多的人。”并且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不惜余力的赞美。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许多人认为忽必烈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但是，果真如此吗？到底是谁导致庞大的蒙古帝国在短短的百年间分崩离析？
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虽然套在元朝上也是可行的，但是，真正使得元朝这么快就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经济
、混乱的货币政策。
元朝开始流行纸币，但是统治阶级并没有了解该如何发行纸币。发行纸币必须要有充足的准备金，还要有节制的发行。否则通货膨胀就是不可避免的。等到忽必烈统治后期，纸币的面值一落千丈，为了减轻财政负担，而继续的无节制分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严重，百姓接连破产，苦不堪言。而使用银钱制度，因为贵重金属数量的限制，使得其分发数量得到限制，忽必烈在没有良好的制度的情况下，开始使用纸币，绝对是个错误。
、不统一的赋税制度。
众所周知，赋税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赋税的统一则是经济稳定的关键。忽必烈在原蒙古境内，实行很底的赋税，仅上纳牛羊，且不服劳役。在南方，收夏、秋两税，在南方没有完全实行一年两收的时候实行几乎双倍的赋税，使得南方百姓保守压迫。特别是江淮一带，竟然也实行两税制度，这也可以算作为何江淮地区是反元的高发区的解释。
、政府的对商贸的垄断经营。
垄断经营，特别是政府垄断经营，不易经济发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而元政府将盐、铁、酒、醋、金属乃至农具、木材都列为政府垄断经营。贪官污吏擅自抬高价格，百姓苦不堪言，而民间商人更是无法发展，当然无法建立像清朝晋商一样的神话似的辉煌。
二、人事和法律
、仕途的单一
元朝的的仕途只有两条路，一是参加怯薛歹，即护卫军。这一职务完全有蒙古人包揽，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二是科举，元朝的科举制度在
年才恢复，甚至“伟大的”忽必烈汗都没有开始科举制度。及时在科举制度恢复后，其录取人数和规模完全无法和其他朝代相比，甚至不及北魏和辽。
、法律制度的混乱
元朝的法律分为条格和断例。条格包括皇帝的圣旨、中央部门下发的文件和各种训令。断例则相当于现在的案例。完全没有形成像《唐律》或者是《大清律》一类的法典。其中皇帝的圣旨经常被官员曲解，因为圣旨在几中法律中处于最高地位，甚至出现专门分析圣旨来帮助推托罪名的组织。训令则类似今天的司法解释，属于官方帮助理解文件和圣旨的指引，这本是一个好的制度，但是由于数量太少根本没有起到作用。至于断例，则更是一个失败。本来借鉴其他案例来判案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由于案例越来越多，又没有方案取舍，导致官员胡乱引用甚至编造案例为当事人开脱或者加罪。
、法律行使上的弊病
蒙古贵族在成吉思汗的《扎撒令》中拥有很多的特权，所以忽必烈没有完全统一司法制度，使得蒙古贵族经常逍遥法外。在蒙古征服时期，实行因俗而制，在后来又实行千户制和行省制混合，导致经常一个案子两个官员甚至多个官员审理，经常涉及数个衙门，使得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成风。再者，元代裁撤了主管司法的大理寺，使得各部不及要管行政，还要管司法。也就是司法和行政权没有分离。
三、民族压迫
、人事的不平等
蒙古的民族压迫是各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最严重的。在木华黎经略中原初期，为了获得汉族割据势力的支持，提出了只要支持蒙古，并且及时出兵，蒙古统治者不惜给予了汉族地方武装势力领内统兵，任免下属官员，世袭，赋税等等权利。在李澶叛乱后，忽必烈以此为借口，全面清洗汉族官员和统治实力，并且制定了严重的压迫制度。元朝的官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南人贰焉”。中央官员则根本没有汉族人。其实，也就是说，选官，先选蒙古人，出缺了才是色目人，然后才是汉人和南人。大部分地方官员也有蒙古人出任，只有偏远地区的小官，才轮到汉人。怯薛歹是做官的捷径，也是高官的必经之路，完全没有汉人的身影。科举制度中，蒙古和色目人只需两场，汉人则要三场，且试卷完全不同，并且录取名额也有差别（趁机发泄一下，现在也不是如此？），造成汉族人在政治上的道路十分狭窄。并且制定了职业的等级：僧道高于官吏，儒生低于娼妓。汉族人历来尊敬的读书人，竟然沦落到不及风尘女子的地位，实在令人震惊。这种分级制度，如何能获得汉族中受尊敬阶级的支持？
、法律的不平等
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乃至更有不平等的：“蒙古人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而压迫的登峰造极甚至说：蒙古人大死汉人的只需打
下，罚款，而汉人杀死蒙古人的，不仅要处死，还要没收家产，全家发配充军。呜乎，如此之不平等之条款，怎能不引起汉族人的反抗？这就是圣君的作为？
、残酷的奴隶
本来蒙古部族内存在大量的奴隶，多为战败的部族的人民。结果到了中原，却因为都是蒙古人，而成了统治者。蒙古所有奴隶完全得到解放，而汉族的奴隶大规模增长。在进入中原的时候，甚至有整个县城的所有人口都成为某人的奴隶的事件。奴隶不纳人口税，而双重的赋税制度使得拥有大量奴隶的蒙古贵族有空子可钻。而奴隶甚至可以用来提主子偿命，这一切的一切，严重的压迫的广大的奴隶，而这些奴隶，完全是汉人。
四、汗位制度和家族矛盾
、飘摇的汗位
蒙古帝国的汗位传承一直没有稳定过。按照蒙古的祖制，应该是由诸王、贵族参加的忽里台选举出。然而参加大会的各个王族和贵族都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所以汗位的归属完全取决于力量的对比。第一次汗位的更迭，是因为拥有最大势力的拖雷因为兄弟情意来支持窝阔台，但是以后的血缘越来越淡薄，汗位的传播也就麻烦。而忽必烈没有改变这一方式。自忽必烈去世（
）到顺帝即位（
），在这短短的
年里，竟然汗位更替了
次，最短的一次仅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