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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人们通常都会认为那是官员为了显官威，其实很多时候，新官确实有做事的冲动，而随着官做得越来越久，就不如当初有冲劲，或者是受到现实情况的束缚，需要考虑更多事情。
除了京畿地区，李彦也要求工部与地方官员查勘各地的河道水利情况，并将情况上报，鼓励地方治水治河，或者拿出方案。交给工部。
对于那些规模比较大的项目，工部将积极组织力量推进，而对于地方上的小水利，李彦则要求地方官担负起责任，积极改善，并且同吏部、六科进行沟通，将治水治河的成绩，作为来年考成时的重要依据。
内阁次辅、吏部尚书崔景荣是个比较务实的官员，所谓以农为本。他对李彦的提议表示赞同，何况这件事主要是工部出钱出力，就连人，兵部那边也会进行配合，崔景荣没有理由不配合。
明帝国的六科性质已经和御史差不多，以六科的职权，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本应当同都察院有所区别，更侧重于职责的纠察，譬如某部尚书的政令，通常都需要经过本科都给事中查核，拾遗补缺，权力很大。
六科没有决策权，却有否决权，由此可以看到，事实上明帝国的官僚体系内部，也非常重视权力的制衡，但是在封建王朝帝王权威至高无上的情况下，这种均衡很容易给破坏，也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扯皮和纠缠不休。
党争时期的明帝国就曾经因此而陷入行政效率极为低下的境地，虽然这种体系看上去挺合理，但是因为给事中也都是人，很多都是考中进士以后。就进入六科担任给事中，行政经验极端缺乏，导致六科和御史只能做差不多的事情，难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反而影响行政效率。
权力的制衡必然需要，但首先必须保证行政效率，如今都察院已经给李彦弄成案件的审查和起诉机构，工作方式和内容已经同过去有很大的区别，当然，在都察院的职责中，反贪腐以及对官员的查核，依然是重点，但是方式，并非风闻言事，而是可以直接进行调查，觉得有问题，就可以直接向大理寺起诉。
而六科的职权，李彦也提出几条建议，并借着这次的“治水”之策，提议调整六科的职权，明确六科的职权就是对官员进行职务监督，评审这些官员是不是尽到了职责。
虽然说吏部也有专门的考功司，但是考虑到官员任免的重要性，赋予六科同样的权力并不重复，毕竟考功司侧重于日常纠察，而六科则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进行。
在用人方面，李彦比较欣赏张居正的考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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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还不是尽善尽美，但是考成这样的思想，应该成为用人和对官员评价的主要方面。
李彦知道当年张居正身后的结局并不是太好，他的做法，可谓将上到皇帝，下到百官的统治阶级得罪得很彻底，可以想见，他要是也搞什么考成法，肯定也会遇上极大的阻力。
政改肯定需要进行，不过并不急在一时，明年就是国士大会，到了那个时候，有些条件差不多才
能够成熟。
而在李彦的推动之下，吏部、六科都赞同将治水纳入工作的重点，也算是对这种职责的提前熟悉，也能推动治水工作的进行。
治水是为了水道的航行，并且防范天灾带来的破坏，最根本的却是农业发展的需要。
水利失修，灾荒频仍，特别是土地兼并情况严重，很多人无田可种，很多田地就此抛荒，出现大片大片的荒地。
随着马铃薯等干旱作物的推广，北方这些年的情况好一些，但是因为水利失修，很多田地耕种困难，特别是大地主占了大量的土地，却不能很好地组织生产，不愿意投入搞水利，在高额田租和赋税的重压下，佃农又种不起地，纷纷破产。
在投入大量资源兴办水利的同时，李彦也让工部着手组织荒地的屯垦，以华夏这样多的人口，以农为本，确实再怎么强调都不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