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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说的很委婉，给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当面跟朱敬伦发火，他跟侯进不一样，侯进喜欢人前人后表现他跟朱敬伦的关系，说俩人是兄弟云云，当面有时候也跟直呼其名，但是他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他就是一个谋臣，他争取能做好一个军师，比如诸葛亮和刘伯温那样的谋士就很好。
朱敬伦听完方山的说法后，告诉他：“调土客团勇到广州，主要是因为广州兵力空虚，八旗兵分散在高雷阳和惠潮嘉两道，威胁还不算大。但是南韶连道的乡勇现在被打散了，溃兵已经有流散进广州府的，这是一个大麻烦。如果不能立刻将他们收拢起来，迟早不是落草为寇就是叛乱。所以你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四处清剿这些流寇，不能让这些人打家劫舍，为祸一方。”
方山一听是有任务，心里好受了很多，但依然有些失落，好像他两年来的努力，只能用于干这种事，不能上战场他苦心招募的这些团勇有什么意义？
“可是大人，肇庆哪里才是重中之重，我听说战事不顺！”
朱敬伦摇摇头：“相比攻城略地，后方的安定才是重中之重，我们最近新招募了
千多县吏，刚刚派驻各县，他们的政务还不熟悉，依然需要进行培养和训练，我们需要时间，要是这时候地方上乱了，打再多的胜仗也没意义。所以让你回来，就是干这个的，至少在今年我不想看到广州府地方上有任何乱象，否则拿你是问！”
朱敬伦的意思很明确，这是给方山委以重任，他心里好受多了，尽管他更相信这是朱敬伦在安慰他，但能让上司安慰，不也说明上司的重用，可同时他心里有深深的危机感，两年多没在朱敬伦身边，俩人的关系可能真的疏远了，否则何至于需要安慰他，直接下命令就完了。
他觉得他毕竟不是侯进那种跟朱敬伦一起打过仗的生死兄弟，要想得到重用，怕是只能不断的立功，那么这个任务他就真的不能弄砸了，马上行动起来，召集手下的军官，要他们轮换出击，到各乡清乡，一个散兵游勇都不能放过，能招降就招降，不能招降就消灭。
说不重视攻城略地是假的，肇庆大战已经进行到了第十天，让朱敬伦意外的是，水陆两路竟然都没有取得什么实质上的进展。
湘军在龟顶山和大鼎山上假设了几百门千斤大炮，他们的大炮虽然不够先进，但是他们占据着地利，牢牢封锁了这一点江峡，控制了这一地，湘军就控制了西江上游，他们的物资补给和人员都能从广西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广東来。
朱敬伦知道湘军很强，但觉得他们不过就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罢了，再强还能抹平时代的差距，因此他做好了苦战的准备，但没想到会这么苦，损兵折将已经过千，湘军损失不清楚，但估计会更大。
一场战事中付出上千士兵的代价，这是朱敬伦在之前作战中还没有遇到过的，无论是剿匪还是平息土客械斗，他都没有付出这么大的损失，可现在仅仅是为了攻打湘军把守的两座要塞，短短十天就损失了上千人，让他如何不震惊。
但他忍住不去干涉前线军官的指挥，越是干涉，恐怕越起到反效果，在战场上打仗的是他们，死人的是他们，坐镇后防就不要添乱了。
但战报他是要看的。
此时大鼎峡两岸的山上，都有一座寺庙建筑，龟顶山上的是一座道观，叫做元贞观，与江对面的大鼎庙隔江相望，此时两座寺院都被湘军征集作为了军事要塞，不但假设了大炮，还在外面挖掘了许多壕沟，筑起了土寨。
新安军从北岸攻打龟顶山，五坑军从南岸攻打大鼎山，两路都受到了湘军的顽强阻击，对方的作战意志非常顽强，几乎没有逃跑的，要么战斗到最后一人，要么在军官的带领下有秩序的撤退。
光凭这一点，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就能傲世中国其他军队，湘军的成功也不是侥幸。
文鸢站在龟顶山下，冲锋的士兵又一次退了回来，他带着十几个军法官站在这里，竖着他们的大旗，上书“第一”字样，他们是新安军第一旅，文鸢觉得这个编号就是给他们的排序，他们就是第一，别的旅并不认同，但他还是掏钱做了这面旗帜。
士兵们逃回来，却在大旗前停住，然后慢慢整队，再次回复组织。
看到大旗他们就踏实了，看到大旗他们也冷静了，因为过旗者斩！
后世有人描绘过湘军，说曾国藩就是这样，树立一面大旗，前面划一条线，过线者斩，所以湘军才死战不退。
这就是扯淡了，曾国藩没有这种习惯，他倒是有杀人的狠心，但他没有杀人的必要。
曾国藩的湘军也打败仗，也有逃跑的时候，曾国藩本人也不太会骑马，更没有这种武将作风，打仗的时候，他很少亲临前线，他很少给部队什么指示，因为他不怎么会打仗，曾国藩不太会用兵，但曾国藩会用将。
他用将的方法带有浓厚的中国式智慧，他不干涉军官的指挥，他最多下达一些目标。
打了败仗的军队是要处罚的，基本上是按照戚继光的军规，如果士兵跑了，军官没跑，战后砍士兵的脑袋，如果军官跑了，士兵没跑，就砍军官的脑袋，如果士兵和军官都跑了，还是砍军官的脑袋。
如果一只军队已经尽力了，营官死在战场上，士兵没有把他救下来，这支部队整体都要受到惩罚，不管这只军队的士兵训练多么有素，直接就地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