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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超级大都市以后，我去年跟随的那个以认真做工程为要务的老板两口子并没有合适的工程，不过，他还是给我推荐了另一个地方。
那里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脱产管理者，也是一个小领班的，带着七八个人人，做着浅埋暗挖的工作。更大的老板是内蒙赤峰的，姓阎。
我找到当年记录下来的两段文字，一段如下：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四日?星期日。于西城区图书馆阅览室参加王蕤的《从中国到加州》作品研讨会。
按照王蕤自己的说法:“写作应当是一件轻松的事?是因为高兴这样；如果写起来让自己感到沉重和痛苦的话?那就不写了。”
她的一位老前辈?为她的作品作序的那位先生有那么一两句话我比较赞同：“文学就是文学?它根本不可能解决实质上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
“它作为一种描述和思考只能给我们生活以指导……因此?他要求王蕤不要为这成功背负什么包袱。言下之意?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写了这么一本书吗?”
“我们现在在这儿研讨这本书?说这本书是好书；而明天我们又会研讨别的作品?那肯定也是好书!(不是好书?我们干嘛来研讨呢?)文学并没有救世的功效?这是从古到今的事实。”
又有一名人说王蕤以其自信、独立、纯真加入了那“一个人”的行列?颇使我赞同。
又有张善菊女士?说是看着王蕤长大的?杂七杂八谈了一些不着边际的琐屑。
超级大都市二中的一位教师说超级大都市二中是一个出作家的地方?并以王蕤为例说此学校给予了学生怎样宽松的学习环境。
王蕤父亲的一位朋友戏说自己的女儿不及王蕤优秀是因为自己在女儿读书时还知道女儿读哪个级而王蕤父亲根本不知道女儿读几年级。
……
明确地讲?我没有接触过《从中国到加州》?不知王蕤是如何以其才华打动人们的?也不知人们是如何由这部作品看待王蕤的。
但就研讨会上人们所发表的意见以及王蕤自己的言谈举止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生活在现在?既不沉迷于过去?也不恍惚于未来的现实主义者。
同时又是如此不安于现状积极向自我挑战?不断打破平静环境?总要好奇地看看“我能够做些什么”的人类之一分子。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并没有得出一个什么艺术上的共识?大家也不是来寻找某种共识或分歧的；倒觉得这象是一个类似于新闻发布会的聚会。
与会者都以一种形式对王蕤这个人作了肯定?其作品只是肯定这个人的借口或资本?每个人都在以一种关心支持的样子捧王蕤。
我想这对王蕤并无多大意义；或者我根本没弄明白是谁要搞这么一个研讨会。是首都图书馆还是西城区图书馆抑或是王蕤本人的意思或者是其父亲的意思?或者这就是一种文化的社会现象?
作为我们这些参与者都有些什么收获呢?听了许多人发言?他们似乎都从这本书中获益不少?都象寻宝人终于寻得宝藏一样?并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潜台词:这书对教育一个人?对心灵的成长有益?特别是对一个人的自立自强等有一个提醒作用。
我呆坐在研讨会的一角?木然地看着会场上的所有人?仔细听着每个人的发言?思辩他们发言中的许多庸俗与漏洞；在暗暗嘲笑他们的故作高深、正经和一副装模作样地研讨……我甚至弄明白了我来这里的意图、目的。
他们都从王蕤的作品中看出了王蕤的独立、自强、不畏权威?他们都认为自信是如此难能可贵。
那么?我?这个旁听者?当然也可以自信。我只要是人?不比他们少些神经?那就应当无视学历、年龄、社会地位与他们在一起装模作样地制造一个研讨的氛围既然有那么多人在研讨。
我作为一个默默的听众应该不过分。或者说介入这种研讨会可以引为我的生凭幸事?对许多人叙说以增加我自己的高度或光彩。更实际地是锻炼了自己在这些场合中头脑清晰度的保持。
我更懂得我是什么?我在做什么?别人在做什么?我看穿他们的花样或把戏?我看到每个人内心最真实的动机和欲望----他们为什么到这儿来?来干什么。
甚至我能看到他们现在活得怎么样?这一生活得怎么样?能够达到怎样的人生境界。
此时此刻?我躺在这间屋中的时候?下午的一切都过去了?都不再与我有关。不管王蕤是如何地杰出?那些来给她捧场的人是如何地名人、伟大?都成了一些与我无干的幻影。
我与堂弟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我们在这个包工队的住宿处走来走去?看他们打扑克。
我进入我的生活圈子?受到我生活环境各个方面的约束和制约。我突不破这属于我的网。
我是那不能发生迁跃没有前途的可怜量子。
让他们陪我去打一个长途电话。然而在
市那边?那个保姆小姑娘不在。
回到包工队几十人人的大宿舍里?又不由想起了下午两点开始的王蕤的《从中国到加州》作品研讨会?我在那个离王蕤不远的角落里呆过一个下午吗?
我是那不要生活得更好而要生活得更多的人吗?
王蕤《从中国到加州》作品研讨会对于我来说只是我生活的一个小小插曲?是如此微不足道和让人不经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