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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平柔然这一年（公元四二九年），依附于柔然的小国家鄯善、高车等部落也率所属几十万人向北魏投降。整个西北地区，除远在武威的北凉还盘踞着一块巴掌大的地盘，整个长江，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域，尽被北魏收于囊中。拓跋焘清楚地认识到，能建此赫赫功勋，都是和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杰出贡献分不开的。而就在这一年，十二月，他甚为倚重的汉臣——文懿公李先，青冀二州刺史安同二人同月去逝。翌年二月，平阳威王长孙翰也病死家中。这些勋臣的去世，使拓跋焘更意识到崔浩在朝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次，他和高车投降的统帅达薄干渠谈到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时，拓跋焘远远地指着崔浩的背影，对渠帅说：“你们看崔浩这个人纤细瘦弱，亮白文静如妇人，虽然不能弯弓持矛上阵杀敌，此公却胸怀甲兵十万，所向无敌，朕曾多次有征战之志而不能自决时，都靠他定是否。这数十年所创赫然战功，都是因受此人指教而得。”
拓跋焘不只对崔浩表示信服，更显示其用人不疑的大度和坦诚。他每每遇到灾情变异或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不论何时何地，驱车前去崔府真诚求教。有几次，崔浩穿着睡衣在家中，见圣君来临，换衣都来不及了，只得愧请君王恕罪。拓跋焘说：“我们君臣一心相照，岂拘泥于这些外在的繁琐。”有几次遇见崔家的厨子刚端上饭菜，崔家父子正在用餐，拓跋焘也不拘礼，举起筷子就伸向菜碗。这些细微的举动，让所有事君的汉族知识分子都分外感动，如果崔浩有事上奏，即便拓跋焘已经入睡，也就在内室召见崔浩，毫不见外地说：“卿才智渊博，忠心辅佐朕祖考至今三世，所以朕视卿为亲近之人。卿有什么建言，不必有什么顾忌，尽管放心大胆地说出来，不要隐瞒，朕脾气不好，听了卿的谏言，一时气愤，没听您的规劝，但以后想起卿的谏言，必然改过。”拓跋焘拉着崔浩的手，来到尚书省，对尚书省的所有官佐吩咐：“以后凡是军国大事，你们有不能决断的，都应先咨询崔大人，然后施行。”尚书省诸官诺诺应命，而后成为制度。
魏国的强大昌盛，一些声名显赫的朝臣如长孙嵩、奚斤、安颉等人都想获得巨大的门阀利益，就想效法西汉的分封制度，以获得封王更多的特权。而他们又不便自己站出来争利，就推出拓跋焘颇为信任的方士祁纤作为自己的代言人。一次上朝的时候，道士祁纤上奏，说：“今我大魏威覆海内，应以东西南北四名封立四王，以致祯吉，消除灾异。”分封制是北方游牧民族立国以来从没实行过的，名义上是对汉文化的推崇，实际上是对皇权的极大分裂，对立国不久的北魏政权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讯号（太平天国初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尚未确立，君王的号召力十分脆弱，洪秀全为笼络部下，就以祁纤的方法，开始分封东西南北中诸王，结果在历史上成为昙花一现的政权）。拓跋焘见识了汉高祖分封韩信、陈豨、彭越等王的历史教训，又怕自己出面驳斥祁纤，会让希翼获封王的重臣们产生离心力，就对崔浩说：“崔卿您深谙儒道，您认为祁道士的话如何？”皇帝一脚把祁纤踢来的球顺势踢给了崔浩，让他成为得罪人的篼篼。
敢于直言的崔浩自然不顾忌这些，当堂驳斥祁纤说：“先王建国以来，封四镇为四维大人，其目的是为了以四维作藩屏，巩固当时还十分脆弱的魏国。今天已不同于先王所处的时代，不应假以封四王为国家之福祉。日月运转，周历四方，京都所居，在于其内，四王的封建，实是奄覆京畿之举，如这样命名，无异于叛逆，不可承用。”崔浩的正义直言，一下铲除了国家分裂的祸根。拓跋焘一块石头落地，当即高兴地说：“准崔爱卿所奏。”崔浩见拓跋焘正在高兴时，就乘机向皇帝推荐说：“太原望族王慧龙是不可多得的人材，自投奔我大魏以来，一直未安排重用，圣上应该将他破格任用，以示信于汉族门阀士人。”弘农王奚斤因封王一事被崔浩驳斥，心有不满，当廷反驳说：“我听说王慧龙之所以未被重用，乃是因为此公并非门阀望族。”尚书古弼也说：“我也听说此王氏一如前朝董卓，乃是冒名顶替者。”（见拙著《芳草迷踪》）。崔浩一听，哈哈大笑，说：“这王慧龙绝对是晋阳王家贵种，诸公可曾看见他眼下唇上那高大的标志性建筑，大鼻子上是红红的酒渣鼻，他们南方管这一家姓王的叫‘鼻齇王’，这就是明证。”崔浩精于谱牒学，他的鉴定，证明了王慧龙在晋阳王家出生，乃货真价实。司徒长孙嵩讥讽说：“因为有了崔公的鉴定，所以你的弟弟崔怡就把女儿嫁给了这‘贵种’。”
拓跋焘听从崔浩的建议，起用王慧龙，授命他为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任命李顺为太常。望着如妇人的崔浩和站在一旁的年已７４岁的长孙嵩和年近六旬的长孙道生叔侄二人（历史学家蔡东藩误认为两人是兄弟关系，特此更正），感慨良多：这叔侄二人，一个贪婪，一个廉洁，同为大臣，且是叔侄，怎么就这么大的差别呢？一些大臣，建有才功，就居功骄傲，要官要权，甚至妄图封王，分裂中央集权。而贵如长孙道生者，一贯兢兢业业，克勤克俭，衣不华饰，食不兼味，战马上的那具熊皮障泥用了十多年也舍不得换，难怪时人将他称之为晏婴。他的府邸十分简陋，出征漠北时，他的子、弟们乘机将府邸修缮一新，建造得高大巍峨，壮丽华美。长孙道生返家后，面对建造一新的府邸，十分气愤，把子弟们叫到跟前说：“昔日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以为家’自勉，今强寇尚在，游魂漠北，吾岂可安坐华美之堂。”于是命令工匠折毁高屋大宇，恢复其先简陋的模样。有司官员向皇帝报告了长孙道生的所作所为，拓跋焘此时看见长孙道生朝服内的常服已补疤连累，感动不已，对众大臣们说：“今屈丐、柔然二寇已摧殄，朕将偃武修文，理废职、举逸民，制定律令，休养生息。”当即宣布接受崔浩更定的法律条文，予以颁布。
条文规定：反逆者的家族，除首恶者诛杀，其余死囚可以听入金银、马匹赎罪。民间杀人者，凶犯可听以与死家马牛、葬具、物质补偿，达成谅解。废除四岁、五岁小儿入刑。对施行巫蛊法术者，严厉打击，让其负羖羊、抱恶犬沉溺深渊（可惜此条只停留于文字，其后的冯皇后行巫蛊之术，诅咒孝文帝，巫婆却并未受此酷刑）。妇女当斩而已怀孕者，延迟到产后百日行刑（其后崔光保护元愉的爱姬李晓燕，就是引用的这款条文）。命四郭大人组成巡迴法庭，听地方官讼案裁决，纠正错案。又在宫廷阙门左侧悬挂登闻鼓，让百姓申冤叫屈，上达天听。太武帝拓跋焘在北魏神麚八年九月（公元４３２年）的这次改革，特别是这次修定的法律，对其后的隋唐盛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废除孕妇因株连被杀及四五岁小儿被株连坐罪的酷刑，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十年后，这些获罪遇赦的小儿即是生龙活虎的战斗力。设立的登闻鼓鸣冤申诉制度，让法制的车轮终于辗过了人治的深坑。特别是对巫蛊邪教的打击，历朝历代，自西门豹治邺以来，都只停留在口头禁止，禁止禁止，屡禁不止；自这次改革后，对巫蛊邪教的打击，惩罚的标准，才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拓跋焘这一系列的改革，量刑标准确定，可操作性强，使北魏出现空前繁荣景象，户籍人口迅速增长，人们安居乐业。这天散朝后，拓跋焘浮想联翩，当即创作了一首歌曲：“智如崔浩，廉如道生，不贪不腐，永葆青春。”在后宫命宫女们歌舞传唱，在与大臣们宴饮时，也命大臣们学唱此曲，要求他们向此二人学习，崔浩和长孙道生听见宫女们的歌舞欢唱，一时跪伏在地，诚惶诚恐：“臣等只是做了为臣子应该做的事，即受圣上如此宠信，臣等此生只有肝脑涂地，以报圣主知遇之恩。”
红鼻子王慧龙为了报答崔浩鼎力举荐的知遇之恩，甫一到荣阳任上，即大胆实行改革，施仁政惠农惠民，他发动荥阳民众，一边发展生产，一边加强战备，训练驻军，使百孔千疮的边境小城有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远逃外地的南北方民众都重回家园，安心生产。
南朝皇帝刘义隆见荥阳如一座碉堡似的耸立自己面前，寝食难安，总想拔掉这颗钉子，于是决定使用反间计，除掉王慧龙。南朝派出很多间谍，装扮成商人到北魏的都城散布谣言说：“王慧龙在荥阳大肆扩军备战，是为了拥兵自重，以便谋反。”上柱国长孙嵩也上奏，迎和这些谣言，说：“王慧龙本来就是南方投奔来的人士，对这种经常跳槽的家伙，圣上不能不提防啊！”拓跋焘听了谣言及长孙嵩的奏言，看透了南朝的反间计，认为王慧龙戍边很有成绩，就写了一封诏书给王氏，安慰他说：“刘义隆害怕将军，就像普通人害怕老虎一样，因此想方设法地使用阴谋诡计，进行陷害。这些反间计，朕心里十分明白，望将军您放心施政，大胆军备，不要介意任何风言风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