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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府黄河决口，大宋朝顿时一片愁云惨淡。
不管怎么着，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是要想办法处理的。首先一个，自然是统计受灾情况，追查原因，其次是尽快救灾，最后便是一个很传统的事情，那就是——追究责任。
朝堂的任何的事情都不是那么纯粹，背后都是有利益关联的。治河更是如此，当年为什么六和塔的方案能够入选？说白了，这与富弼和文彦博，以及与他们利益相连的人也是有关系的。
在朝堂上诸位大佬们眼里，方案的对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自己没有错，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大宋朝的党争也逐渐便的严重，神宗之后更到了顶点，这也是大宋朝亡国的原因之一。
当年六塔河方案之所以能够通过，并不见得是有多高明，相公们也未必仔细论政考察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他们有一个劲敌，前宰相、判大名府的贾昌朝提出的“回复旧道法”。
姑且不论他们谁的方案更加优秀，因为相公们直接忽略了这一点。因为治河方案意味着政治资本，治河成功更是天大的功劳。对于贾昌朝而言，一旦自己的方案通过，治河成功，便可以成为再次拜相，东山再起的资本，并且笑傲庙堂。
文彦博和富弼怎么能容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呢？所以自然不会选择他的方案。只是一时间又找不到更合适的方案，于是乎投机取巧的六塔河方案便被矮子里面拔将军。然而他们都没有仔细考虑论正过，甚至没有咨询懂得河工水情之人。
六塔河方案失败了，那是注定了。不过恢复故道之法也未必可行，毕竟横陇故道已经严重淤塞。若是要全部清淤整理出来，怕是需要数十年之久，动用至少百万以上的劳工，
费更是惊人。
无论从可行性和性价比上来讲都是不成的。只是六塔河方案比他更加不靠谱。尽管当时欧阳修反对了，却最终反对无效。因为当时方案已经开始实施。如果这个时候叫停，岂非说明文相公与富相公眼光有问题，决策失误？而且两人还会认为，欧阳修是在帮贾相公说话，自然毫不犹豫地反对了。
两位相公拉不下这个面子，也压根不愿意承认错误。最终只能是坚持到底，一错再错。当实际来检验的时候，一切都清楚明白。这个时候对错还有意义吗？受苦的是沿河的百姓，受伤害的则是大宋王朝。
这就是政治，治河在北宋绝对不是个技术问题，也不是工程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
这一次也毫不例外。
熙宁二年的方案，王安石主持过，于是乎朝中对他的弹劾很多。当然了，是皇帝赵顼首肯主导的，当时王安石毕竟还不是宰相，所以也不能怎么怪罪。
至于大河决口处的大名府地方官，虽然有弹劾。可是大部分人都悄悄的，顶多是浅尝辄止，并未太过深入。因为判大名府的不是别人，正是前宰相，河北路宣抚使韩琦。
如果只是前任宰相，倒也不足为奇，然而韩琦却比较特别。
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人。天圣五年进士，三朝元老，担任宰相数十年之久。朝中唯有富弼与文彦博能与之相提并论，欧阳修虽然出名，可是在官职与政绩方面要差一些。其他人的资历都相对差了一些。
而今虽然离开了汴京，却判大名府。要知道大名府乃是河北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城池。同时还担任了河北路宣抚使的职务。前文已经说过，宣抚使乃是很重要的官职，代表天子，在军政方面都有重大权力。
大宋朝最重要的两个宣抚使便是陕西路和河北路，一个抵御西夏，一个抵御辽国。相对来说，辽国乃是大宋朝的头号对手，心腹之患。，更为重要一些。皇帝赵顼能将河北路放心交给韩琦，足可见对其信任。
再者，因为黄河决口和改道的问题，近年来，河北路一片糜烂，完全是个烂摊子。韩琦能够料理，并且逐步恢复，也可见其能力。
除此之外，韩琦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狄青告诉林昭的。
赵宗实能够当上太子，继承大位，韩琦出力不少，可以说是从龙之臣。当年汝南王赵允让与韩琦私交不错，韩琦自然要为他家十三郎出力了。仁宗晚年时期，韩琦曾多次劝谏仁宗立太子，而当时的太子不二人选正是赵宗实。
当赵宗实继位之后，太后曹氏的影响甚大，并且手握玉玺，可以垂帘听政。正是韩琦威逼利诱，帮助赵宗实从曹太后手中夺权的。不得不说，如果赵宗实对曹太后不孝的话，韩琦则有些忤逆。
从这个角度而言，韩琦并非好人，至少是林昭的敌人。
外人可能不知道韩相公的这些功劳，但赵顼肯定的知道的，自然不会薄待了自家功臣。朝中大臣们慑于韩相公的威名不敢过分弹劾，赵顼也有意忽略，同时也不相信韩琦在堤防上有失误。
韩琦在奏报河北路灾情的时候，也对决口的原因做出的说明。是因为二股河淤塞，排洪功能有限，大名府附近的河堤乃是前两年修建的，并不十分牢固，大雨日久，受到浸泡出现了垮塌。加之北部地势更地，所以河水向北流去，出现了决口。
如此解释似乎合情合理，乃是天灾而并非**。加之韩相公亲自巡视，加固堤防，最终亦无可奈何，似乎怪罪不得。
天灾就天灾吧！黄河水患已经习以为常，故而大宋君臣只得默认这样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