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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九回班底
为了迎合这个时代。李彦凡是必称孔孟、必称儒学，这样做有好处，但也有坏处，一方面，他这样的做法，至少不会一下子就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这是标榜孔孟之道的好处；然而这样做同样会惹来一些非议，有人就认为他对儒学的解释和应用，并不正确。
国士院中有一些国士，就是号称学贯古今的大儒，就李彦所了解的情况，很多人都曾经发表过质疑他的言论，不过以华夏讲究中庸之道的传统，在国士大会上，虽然也有质疑，甚至有两个带有东林色彩的“大儒”，以及两个大儒，与李彦争得比较厉害。不过大多数人还算比较温和，而且国士大会也并非辩论场合，李彦虽然会做出解释，但在必要的时候。会果断结束话题，也不给他们过多纠缠的机会。
李彦的报告虽然是时间最长的，终于还是顺利通过，这让很多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
在国士大会召开前后，虽然因为之前的雷霆行动震骇了一些怀有异心者，不过水面之下依然暗潮涌动，有些事情涉及到根本利益和立场之争，总会有人不甘心轻易就范。
经过年前的那件事情以后，李彦也清楚地认识到，有的时候拳头总要比道理好用，第一天的会议上，那些人对他的质疑，可以看成是自由独立精神的体现，给予褒奖和鼓励，同时也不乏挑衅和试探，一旦李彦表现温和软弱，或许就会遭到猛烈的攻击。
当天晚上，共和社的核心成员对此进行了分析，确实从中发现一些苗头，结合镇抚司的情报，有哪些人、哪些势力怀着别的图谋，大致都能看出来。
经过讨论表决，李彦决定对此做出反击。那些只是以为学术意见不同，并没有其它图谋的反对意见，他并不打算追究；而能够确认，怀有不良企图的几个国士，其身边的人在当夜便给镇抚司抓过去“谈话”，镇抚司对此早有准备，选择动手的对象，都有比较充分的理由，便是暂时没有，也有办法连夜“找到”。
第二天一早，这些人就给镇抚司转送到都察院，按照权限的划分，镇抚司同刑部一样，虽然都有查案、问案的权力，但是审案、断案，那是都察院和大理寺的责权。
镇抚司在查案范围上要比刑部更小，他们的责权只局限在涉及谋反、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方面，只有在非常时期，镇抚司的权限才会得到扩大。在国士院开会期间，无疑也属于非常时期。
镇抚司拿问的那些人，罪名都不涉及国家安全，因为镇抚司只能以非常时期协助维持治安为由，强行拿人，然后很快补充证据，解送都察院，从程序上来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至于都察院是否会起诉，大理寺又如何判刑。具体的结果并非李彦所想要关心的。通过这样的举动，能够让那些怀有异心的国士知道收敛，那就成了。
事实上，以此为目的的话，这次行动的效果可谓相当之好，“国士”们经由地方推举，其实还是掺杂了很多功利因素，这一点从国士们的身份上就可以看出。那些怀有异心者，往往都是某些利益团体的代表，算不上什么强项的政治人物。镇抚司果决而快速的动作，让他们看到了李彦的决心和力量，从而不敢继续轻易发动挑衅。
接下去几天的会议议程，就进行得比较顺利，虽然还是会有些“大儒”不断质疑，李彦能辩的则辩，但是并不会过于纠缠。每天的议题，都会在当天的《华夏时报》上刊载，然后发表各方的观点，配合报社的评论，以及对民间声音的归纳，做成专题。
国士们也很快发现，报刊是一种很好的言论渠道，可以让他们的观点很快传递给天下的读书人，而李彦选择在报刊上正面阐述他的观点，自然也会有不少反对者选择在报纸上发表他们的不同意见。
于是，在国士大会召开期间，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
就是大会上比较平和，大家都很礼貌，而在报纸上，不同的观点却吵得不可开交。
国士大会的初期。主要还是听报告和讨论，内阁与部院官员，会就未来的施政方向做出阐述和说明，国士们有疑问的就可以提出，直到解释通透，才会付诸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