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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做古玩鉴定的，我想看一个书画作者好像还是该从他的艺术成就。”
郝坏的话不无道理，想来是胜之为王败者寇，既然是位千古留名的书画大家，那就应该在艺术上去评判他的成与败。
“小郝说的没错，评判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他的贡献，而评判一个艺术家的最好办法还是评判他的艺术成就。”
李文弱说完，不禁也来了性质，摇头晃脑的将讲述其了石涛在绘画方面的成就。
从传世作品看，石涛在画史上不仅称得上是一个有创新才能的画家，同时也是创作题材广泛的多产作者。
石涛的表现手法富于变化，又能独特、和谐地统一为自己的风格特色。他的绘画风格变化同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
石涛一生游历过广西、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和北京等地，自然界的真山真水赋予他深厚的绘画素养和基础，他在自然的真实感受和探索中加以对前人技法长处的融会。
因此，石涛对绘画创作强调“师法自然”把绘画创作和审美体系构成为“借笔墨以写天地而陶泳乎我也”。
石涛是一个僧人，他从禅门转入画道，因而他的画风似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卉、走兽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当然，“搜尽奇峰打草稿”是石涛绘画艺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关键。
综观石涛一生绘画作品中，无论是寻丈巨制。还是尺页小品，都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和时代气息，观之令人难以忘怀。
有人称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从他的绘画技艺和理论等方面看确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画向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石涛所作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且富有新意。
石涛不仅是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是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的绘画论著《画语录》论及艺术与现实的统一、内外统一、心物统一、识受同一，还有无法儿法论、借古开今论、不似之似论、远尘脱俗论等等，今天画界还封为圭臬。
清代以来三百年间第一人的说法，看来并不过分。
提到石涛，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位绘画大家。他就是董其昌。
清初。绘画在董其昌等人倡导的“南北宗”学说影响下，摹古之风日炽。这时，才华横溢的石涛异军突起，对这种风气毫不理会。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并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
石涛甚至豪迈地说过这样的话：“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表面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其实，从山水画方面看，历经唐、宋、元、明千年的递进，至清早已形成了巨大的传统重负。
从明代起就有不少画家试图走出传统习惯的范畴，革新画坛，如陈淳、徐渭等人开创的写意画即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变革勇气。
明代晚期，董其昌以佛教禅宗的“顿悟”来启导绘画，扬南仰北，他借“南宗”强调线条形式美的“渡河宝筏”在寻觅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彼岸，以“南宗”蕴藉、含蓄的笔墨创出“北宗”简洁、明快的画风，实已开启了现代绘画的先声。
而石涛睥睨陈法，法古而不泥古，汪洋恣肆，随心所欲，更向现代绘画突进了一步。他们两人所处时代相距不远，但艺术主张却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殊途而同归，两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十分相近，都为中国画向现代画发展作了准备。
石涛的主张和实践使画家重又面向生活，师法自然，为开创新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五代、两宋各种皴法的出现，是当时诸大家面向生活，师法自然的创造性产物。实现了笔墨的升华，也形成了传统的负荷，所以有明一代也依然取法传统。
清代的山水画要有所成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新的改革，因此，创立新法，是山水画发展至此的必然。
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石涛之所以在三百年后得此殊荣，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
石涛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许多画家之上，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出类拔萃、屈指可数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涛不仅画艺高超，还有高深的美术理论，一部《画语录》深刻地总结了这位画坛奇才的绘画艺术观和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漂亮。”郝坏鼓掌道：“有时间我还得和李老多学习下。”
被人夸赞总是件愉快的事情，而李文弱也不免露出了一脸的笑容道：“这也不是我的见解，而是大家的共识。”
三个人谈的兴起，居然忘了他们面临的大麻烦，但郝坏很快想起了什么，随后将目光再次朝着石涛那副《春水图》仔细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