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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护士做完第一份心电图时，因为要执行李贺“吗啡镇痛”的口头医嘱，并没有立即上传检查结果（老式心电图机器在检查完毕后直打印图纸，但是现在很多医院的心电图都是在平板电脑上直接显示波形，医生可以直接在屏幕上判读结果，夜间电脑上传信息后，可在心电图室打印图纸），她便又跑到急诊药房取药，毕竟是毒麻药品，不可能就这样放在抢救车中。她在肌注药物后，患者突发室颤，接下来便是后面的抢救，她便忘记了上传心电图的事情，后面又有其他护士使用这台平板电脑式的心电图机，将她未标注姓名且未上传的心电图覆盖掉，所以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李贺的证词。
一时间，李贺也再说不上话来，他偏过脸去，看了看身旁己方的辩护律师。希望对方可以来帮忙想到对策。
可是杨振在知道医院指定的辩护律师时，就知道这场官司必输，这个油头粉面，还不合时宜不合身份的带着根老粗金链子的律师，是院长的外甥，据说司法考试考了很多年都考不上，后来好不容易上岸了，却没有哪个事务所要他，好歹他还有个三甲医院当院长的舅舅，所以顺理成章的进了医院当法律顾问。这些年但凡他经手的案子，医院毫无例外的都是赔钱了事，哪怕医院毫无过错，最后控方也都拿了个盆满钵满。
杨振也知道这个己方律师基本就是形同虚设了，于是自己充当了辩护，将当时的实情和盘托出，他也提出医院在保留证据这一块确实做得不妥，但是他也陈述，“在当时的情况下，患者发生室颤，随即又出现呼吸心跳骤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医生的本能反应都是全力去抢救患者，而不是考虑如何防范日后的官司，好在法庭上拿出各种完美的证据堵住控方的嘴！”
对方律师没有功夫去听杨振慷慨激昂的陈述，只抓住对方的漏洞，“既然你们拿不出乔方伟（死者）死于心肌梗塞的证据，又为何不提议家属做尸检，去明确患者的死因。”
“我们提议过了，家属当时情绪非常激动，坚持认为乔方伟只是胆绞痛，是那支镇痛针药导致了患者的死亡，”李贺陈诉。
“证据呢”，对方追问到，“我们复印了医院的病历，所有的知情告知书都没有家属的签字，包括尸检同意书！”
“家属当时情绪非常激动，拒绝签署任何告知书。”李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死者妻子像一头发怒的狂狮，根本没人能劝她签字。所以那一堆同意书，直到病历被封存之后，仍然都是空着的。
“他们瞎说！”死者妻子情绪激动，“他们压根就没有让我签过字！”
李贺有些震惊，他想不到，在法庭之上，有人居然可以这般颠倒是非黑白。可是对方这样反咬一口，他们的确是拿不出证据，他们不像警察，可以佩戴“行医记录仪”，还原当时的真相，为了顾及病人隐私，杨振一直没同意在抢救室里安监控，一扯上医疗官司，他们凭借的全是各类医疗文书，可是偏偏家属当时也是拒绝签字的。
对方律师像是早就认定了对方同样拿不出建议过尸检的证据来，继续气定神闲的发问，“中心医院急诊科给出的结果是考虑患者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心肌梗塞，可是却拿不出相关的证据作为支持，而患者的确又是在肌注了药物之后，忽然发生的呼吸心跳骤停，监控显示，死者在被推进胸痛病房之后，护士曾经跑出过病房，又在急诊药房取了针药回来，再然后，患者就被紧急推到了抢救室进行心肺复苏。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场医疗事故，患者完全可能是因为这支针药丧命的！”
“这只是一支吗啡而已，患者当时痛的厉害，就先用了一支！”杨振辩解。
“监控显示，护士取药的时间在零点
分左右，而之后电子医嘱显示开具吗啡的时间是凌晨
点
分。虽然说电子医嘱是之后再补录的，但是当时护士有没有可能取错药物，或者没取错药物，但是遵从医嘱，用了不适合患者当时疾病的药物，从而导致患者死亡！而这支吗啡只是你们知道用药错误之后，再以吗啡的名义补录的！”对方律师继续发问。
此刻的李贺，越来越觉得如坐针毡。九年多以前，他进入医学院的时候，就听老师说过，医生是一个如履薄冰的行业，就是一个一脚在医院，一脚在法院的行业。
彼时他尚还年轻，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和无奈。法律上历来讲究一个疑罪从无，是假设这个嫌疑人是无罪的，控方检方要找出证据去证明他是有罪的。可是唯独对医疗官司这个疑罪从无却是不成立的，亦即在一场医疗官司中一开始就认定了医生是有罪的，一开始就认定了医生的治疗和抢救是有错误、有漏洞的。一旦出了事故（甚至压根就不是医疗事故的），只要闹上法庭，医生就要自己举证，自证是没错的。可是眼下，他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
杨振当时提出过，将当晚抢救药物的安瓿瓶保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特别是吗啡，隶属毒麻药品，管制更是严格，需要回收使用过的安剖瓶。当晚的值班护士也照做了，她们将乔方伟当晚的抢救用药的安瓿瓶都保留了下来，其中当然也包含了那支用过的吗啡。可是清晨临近交班时，科室里又抢救了另一个终末期心衰的患者，导致当天的交班有些混乱，打扫清洁的护工将这些安瓿瓶混在一起扔了。
所以面对控方律师的发难，李贺完全没有招架的余地。他一直觉得，当一个医生，治病救人就好，却哪晓得居然要如此处处防范，眼下的医患关系恶劣，纠纷频发，但是他以往一直觉得只要自己在诊治上不出错误，就不会有问题，而眼下，他才觉得自己果然是“
“。
“当时医院的确有建议家属给死者做尸检，明确死因。家属虽然没有签字，但是当时，我曾经给派出所打电话说了这个事情，希望他们派人到医院来调节一下，建议家属完善尸检明确原因。”在控方已经认定自己已完全掌握了局面后，杨振拿出了一支小巧的录音笔，“这是我从公安局掉出的当时的录音。后来殡仪馆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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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ｕ.家属也跟着去了殡仪馆，警察到医院后没见到家属，就回去了。”
杨振当庭放了一下那段从公安局提取的电话录音，电话里，杨振在对接线的警察说着这件事情，背景声音里，清晰的听到，李贺在对家属说，“结合患者的心电图看，患者死亡的原因考虑是心梗，但是你们确实有疑问，建议尸检。”可是却传来女人的咆哮声，“他就是你们害死的，我们坚决不会尸检，让他死了还要死无全尸！”
死者妻子也有些愕然，她没想到，当时自己的话也被录了下来，直接否认了先前“没人告知建议尸检”的证言，当下与律师低声交谈，讨论对策。
法官宣布暂时休庭，再宣判结果。
乔方伟家属拒绝尸检，无法明确死亡原因。天城市中心医院，在乔方伟死亡事件上，诊治及时，抢救过程无明显差错，无证据证明天城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在诊疗中出现重大医疗事故，乔方伟死亡，不能证明为医疗事故，多系自身疾病引起，但天城市中心医院在保留证据上，存在明显漏洞，且未及时完善书面签字，对乔方伟死亡事件，存在轻微医疗过错。对此，出于人道赔偿，判决天城市中心医院赔偿乔方伟家属丧葬补助金、精神损失费等共计四万二千人民币整。
面对这样的结果，李贺心里是接受的。四万多的赔偿，不算多，大部分有医院承担了，科室也承担了少部分，落在他个人头上的那点赔偿就更少了。可是，这次的事件之后，让他很长一段时间，情绪都极为低落，而这一切，赵英焕都看在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