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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通常是在战后派专人到军中叙录军功，再由御史台的监察御史审核战功的真实性，吏部的司勋郎中等审核授予勋级是否与战功相符。审核后的军功，经天子认可后，由兵部下发正式的“告身”。在“告身”上，从宰相开始，逐级审验的官员直至抄写人员，都要署名盖章，并盖上专门的“尚书吏部告身之印”，显得尤为隆重而正规。
正因为如此，在唐前期，对于平民而言，通过军功得授勋官，是一条很有吸引力的出路。在
阿斯塔那
号墓出土的一封家书中，就记载了唐太宗贞观二十年（
年）洛阳一个名叫赵义深的人给远在西州的阿婆写信，信中提到得知西州的大兄被授予正七品勋官云骑尉，全家“喜悦不可言”。而云骑尉在整个勋官序列中仅仅排倒数第二，可见当时得授勋官是一项很体面的荣誉。不仅平民看重授勋，而且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甚至朝官子弟也把立军功、封勋官看成一条入仕的捷径，所以唐人尚武实与推行勋官制有很大关系。
但自唐高宗、武则天以后，“授勋者动盈万计”。节度使制建立后，唐玄宗又让节度使自行组织军功叙录，将领们为了笼络军心，往往虚报战功，勋官地位大不如前。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将士有功，朝廷无法赏给钱财，只好用勋官赏功，中使出使或诸将出征时常随身携带大量空白告身，方便随时填写发放。勋官泛滥如此，不仅毫无荣誉感可言，而且优惠政策更难兑现，勋官制度彻底失去吸引力，唐朝军队的辉煌也随之成为过眼云烟
